《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是詹姆斯·凯瑞创作的新闻传播类著作，于1989年首次出版。

该书分为两部分，即传播与文化和技术与文化。作者系统阐释了其传播观，并反对美国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他认为应该将传播看成是文化，声称自从其踏进传播领域，就发现传播学的主导研究范式是一种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作者在该书中比较了传播研究中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之间的争论，认为争论本质涉及客观主义和主观表达的关系。

在第一部分传播与文化中，作者探讨了文化与文化研究的概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传播的两大分类：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这两种传播观念，不单纯是对传播的两种定义分类，其背后，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考察，在美国历史大背景及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考察传播定义与意义的变化，进而提出传播的两种观念：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

在第二部分技术与文化中，作者将传播技术从传播活动中剥离出来，单纯从技术角度讨论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并借鉴英尼斯、麦克卢汉开创的媒介技术理论，在英尼斯的研究成果上展开技术与文化的讨论。任何传播形式都有偏向，以传播的本性，它最擅长缩短发送信息的时间并控制空间，或强化集体的记忆与意识并控制时间，当有些团体开始控制传播形式并在政治上将他们的利益与传播性能联系在一起时，这种偏向就固定为一种垄断。现代传播的进步一方面扩大了信息的接收范围，同时，发布点却变得更狭窄，信息与知识的垄断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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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杜威为代表的早起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社会学思想是凯瑞传播思想的出发点。正如凯瑞在书中开篇第一句提到，他决定认真研读传播学著作，是从一位明智之士建议他从约翰·杜威开始的。杜威有一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即社会不会因为传播与传递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播与传递中。在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务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务的方法。杜威对传播一词看似矛盾的理解，为凯瑞解读传播提供了切入点。凯瑞抓住了杜威的思想实质并拓展了杜威的理解，明确提出了关于传播的两种不同解释：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同时凯瑞的观点更倾向于对传播仪式观的肯定与期许。

二、英尼斯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理论启发了凯瑞把媒介属性与文化相联系。凯瑞对于传播的思考一贯坚持多维度的视野,在对传播媒介与技术的研究中，英尼斯与麦克卢汉的相关研究吸引了凯瑞。凯瑞对他们从文化、历史、社会的角度研究媒介技术非常重视，并曾写下多篇文章对其进行认真研究。英尼斯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观为凯瑞探讨传播媒介与技术提供了一个技术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引导了凯瑞对媒介技术的探索。英尼斯与麦克卢汉关于传播技术与文化的思想，为凯瑞研究传播技术提供了一个方向:技术不仅是一一个具体的设备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凯瑞十分认同这种把媒介分析和文化政治、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的研究模式，并运用这种模式展开了对电报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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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从 “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仪式观”

“隐喻”是理解凯瑞传播观念的核心，它是一种视角，既指向传播的两种观念，即“传播的传递观 ”和“传播的仪式观”，又指向“传播”一词本身。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传播文化的研究取向》一文中，凯瑞开宗明义地将传播这一概念一分为二地分为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传播的传递观是最常用的，包含“把信息传给他人”的隐喻。19世纪，由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交通运输的便捷，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 （或传送人）位移相同的过程。中国最初引入传播概念时，曾将传播译为“群众交通运动”（mass communication），正是把传播当成传递观念的体现。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接讯息在空中扩散，而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征（representation）。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技术”：从“技术乌托邦”到“反技术乌托邦”

“技术”与“乌托邦”这个文化符号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贯穿该书第二部分的重要线索，即“技术乌托邦”和“反技术乌托邦”。它们和前文中的“传递观”“仪式观”遥相呼应，反映了凯瑞所特有的人文立场。乌托邦（Utopia）在希腊文中是“没有”“地方”的意思，本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地方，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现实形成某种特殊的对应关系，构成了许多文学作品探讨的深刻主题。但对于那些迷信技术，尤其是迷信通讯技术的人来说，技术使得乌托邦成为“可能”，实际上却是那个“不断后退的地平线”，引诱着人们向着一个根本不会到来的明天全力奔跑，而不去在意这一路上的波折和艰辛，甚至不得不遗忘之前尚未兑现的承诺和应许。凯瑞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传播革命：印刷业革命、电子革命和“控制论革命”，概括了它们各自的特征，明确指出：传播发展的革命性潜力不在于更多信息以更高的保真度传得更远、更快，而在于“创造新型的人类社会，创造效率与进步的新标准，创造更新更民主的政治形式。

“传播的仪式观’’是批判“技术乌托邦”的武器

凯瑞针对“传播的仪式观”的研究其实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两篇论文上，随后他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传播技术与文化、新闻与美国民主、新闻教育等领域上去了。但凯瑞的传播观念是具有一贯性的，该书前半部分关于“传播仪式观”的隐喻，其实可以用作批判后半部分“技术乌托邦”的思想武器。技术乌托邦，尤其是在它经过几次技术革命发展到当前阶段时，表面上确实给予了人们充分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实际上却并没有带来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它进一步加剧了权力的渗透、民主生活的萎缩，这使民主生活本身降格成了一种“仪式”。所以从“传播的仪式观”来看，任何形式的“技术乌托邦”，无论是“电子乌托邦”也好，“数字乌托邦”也好，都不过是未来主义意识形态的花样翻新。

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郭建斌：凯瑞在书中使用“传播的仪式观”这样的表述，仅仅是采用仪式的视角来讨论传播问题，进而形成的某种关于传播的认识或观念。正如格兰姆斯所说的凯瑞在使用仪式概念时是轻描淡写的，并未发展这一概念。或许正因如此，在那些从事仪式研究的学者看来，凯瑞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的说法并没有太大的理论价值，而在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中，隐约从凯瑞的论述中感受到了其理论上的意义。这的确是凯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抹杀了凯瑞在传播研究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

詹姆斯·凯瑞（1934年——2006年），美国传播学者，曾任艾奥瓦大学讲座教授，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美国《传播》杂志主编，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1989年）、《转变时代观念》（1992年）、《电视与新闻》（1988年）、《詹姆斯·凯瑞：一个批判性读者》（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