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章林（1917～1987） 原名余德骥，字天生。咸宁市咸安区官埠桥镇张公余沈庄人。参加革命后，娶母亲姓氏和父字“林”，改名章林，亦称余章林。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同乡邻聂洪钧（咸安第一个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余章林经组织安排赴苏联学习。因新疆盛世才叛变，中途被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新兵营。1940年重回延安。不久，从延安调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当秘书。第二年被选送到延安大学俄语系深造，并担任学校党总支委员。1943年后，余章林相继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行政学院、陇东专区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1945年9月，余章林被编入东北干部团，在黑龙江省北安参加接管省政府警政厅工作，任警政厅社会科长。1948年后，余章林任海伦县副县长，县长。1952年至1966年，先后任黑龙江省商业厅副厅长、齐齐哈尔副市长、市长。1971年10月，余章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兼任生产指挥部副主任。1978年至1980年，任黑龙江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80年至1985年，先后任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7年6月23日，因劳累过度引发脑溢血病逝。

人物生平

余章林，年原名余德骥，字天生，参加革命后，娶母亲姓氏和父字“林”，改名章林。1917生于咸宁市咸安区官埠桥镇张公余沈庄。章林祖上都是当地勤劳朴实的农民。父亲余传光，字玉林。为人正直性情刚毅，不依附权势，不参与宗族纷争，深得乡民敬重。母亲余章氏，地道的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共生育了章林姐弟三人。1924年正值壮年的余传光患病身亡。家中的顶梁柱倒下了，章林母亲悲痛欲绝，为了活命，姐姐被送临村农民陈乾家作童养媳，不久也病逝。6岁的章林每天和母亲下田，还要去当铺典当家中的破烂东西，或去借债。地主的剥削，索债的逼迫，世态的炎凉和苦难的煎熬给章林幼小的心灵深深地烙上了阶级仇恨的烙印。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革命形势转人低潮，章林的好友聂鸿钧按上级要求离开了家乡。1931年7月，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加上家乡的洪涝和虫灾，使章林家的生活陷入极端的艰难与凄苦。母亲多病，弟弟年幼，一家三口在死亡线上挣扎。本家叔叔余传镇带着章林去汉口，开始了他的童工生涯。章林来到汉口，进了“裕泰祥”药铺当学徒，名为学徒，实为童工、苦力。盛夏汉江涨大水，家乡的农田被淹，为了活命，母亲划船到杨安村卖荨麻，实指望换点钱回来买点粮度灾荒，没想到半路上大水吞噬了小船，母亲去世。章林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可是老板就是不许他回家去看妈妈最后一眼，说是误工就违反了学徒的契约合同。章林只能朝家乡的方向跪拜，用眼泪为母亲送葬。1935年“裕泰祥”倒闭，章林和其他伙计又到“同生和”药铺干活。这家老板更加凶狠，他们干的是最累的外场活，每天扛着一二百斤的大药包过秤、上堆码垛。倔强的章林就是不服软，从此大家都管他叫“犟牛童工”。童工中有一个才11岁的又瘦又小的同伴叫猴伢子突然发病高烧，还不住的咳嗽。老板看他没有什么可榨取的价值了，就赶他走。猴伢子是个孤儿，如果这样被赶出去，非死在马路上不可。章林与同伴们一块为留猴伢子同老板交涉，由于大家的心齐，老板让步了。不久猴伢子的病也好了，同伴们都把章林当成了小大人儿、主心骨。

1937年七·七抗战后，抗日烽火使20岁的热血青年章林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离开汉口回到家乡，找到一块儿参加儿童团的聂鸿声，和他在延安的哥哥聂鸿钧联系上了。章林认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穷人的救星，要去延安找聂大哥，跟共产党干革命，他对聂鸿声说：“我志已成，必去延安。”1937年9月，章林和聂鸿声带着聂鸿钧的信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秘密联系，10月7日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中转，很快就奔到了日思夜盼的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11月，经聂鸿钧同志介绍，他们被送进陕北公学院学习，章林被编人公学院第一期第八队第四班，王健和刘瑞林二位同志是八队的领导。每人发一个小板凳，既当桌又当座儿，没有教室，上课时同学们围坐在大树下，树干上挂块黑板，老师就来讲课了。课程有文化课、军事课和政治理论课。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中央首长的形势报告。一次，毛主席来公学院作报告。这是章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高大的身躯，红黑的脸膛，十分风趣而幽默的讲话，让他们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讲到游击战术的十六字方针时，章林听人了迷，鼓掌时把手掌都拍得生疼。

1938年2月，王健、刘瑞林同志找章林和聂鸿声谈话，要他俩做好准备，时刻听从党召唤，随时准备杀上抗日的最前线。赴前线的前两天，他和聂鸿声一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章林和同志们一同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转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同志接见了他们说：“抗战是持久的，党中央决定要培养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将来还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因此，送你们到新疆去，可能从那里去苏联。希望你们到那里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希望。”他们乘车一路西行，穿过戈壁滩、嘉峪关、星星峡、哈密、吐鲁番，来到了乌鲁木齐。党中央打算从新疆把这批干部送到苏联去学习，但由于盛世才的叛变没能实现。于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乌鲁木齐的新兵营。党中央派邓发同志领导新兵营的工作，1939年邓发回延安，又由陈潭秋同志领导这里的工作。章林一方面向苏联教官学习俄文，一方面当教员，教新兵营的战士学文化、时事和军事。新疆的工作生活让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社会，新疆的形势变化把他的革命意志磨练的更加坚强。1939年底，章林和聂鸿声又奉命回到延安。

1940年2月，章林被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作秘书工作。胡耀邦同志是组织部长，张如苹同志是干部科长，余建亭同志是他的直接领导。章林同志在中央领导的言传身教下，勤奋工作，不断成长进步。这时，和他一块奔赴延安的聂鸿声同志被分配到敌后工作，光荣牺牲了。章林非常悲痛自己失去一位最亲密的战友。1941年组织又送他进延安大学俄文系学习，同时兼做学校的整风工作。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亲自抓整风，章林是校党总支委员，经常有机会参加吴校长召开的会议并听他讲话，有时还一块研究工作。系统的学习俄文，使他能够达到独立进行笔译和口译，为他后来到东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3年3月，章林同志被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作内勤工作，经常参加案情研究和审讯工作。同年9月，他又被调到行政学院作审干甄别工作。这里的教职工和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情况十分复杂，章林和同志们深入调查核实，按党的政策认真审理和甄别，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任务。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广大青年干部到农村去做宣传和发动工作。章林同志积极报名，被批准并当了一个工作队的副队长。他们来到陇东专区的庆阳县、合水县工作。农村的复杂斗争进一步锻炼了章林，他在夜校里教农村青年学文化，学革命理论，白天和农民们一块下田生产，还要发动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就在这次下乡工作中，工作队里的优秀女青年干部赵晓军成为他的好战友和后来的好伴侣。

1945年4月，章林同志又被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随即被派到军委第一战区办公厅生产处任党支部副书记。经组织批准，章林和赵晓军结婚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祖国光复了。8月20日，办公厅主任黄欧同志找章林谈话，决定派他和赵晓军同志到东北去，过两天就和赴东北干部团一起出发，这将是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11月12日火车到了哈尔滨，11月15日到了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县。这时干部团除沿途被派去指定地点外，最后只剩下一百余人了，其中包括章林和赵晓军。夜里12点，火车开进北安车站，来接站的除了先于到达这里的几个同志外，还跟着两个穿黑警服挂洋刀的警察。走出车站不远，来到伪满警察署，进屋一看墙中央挂着蒋介石的像和“欢迎中央军接管”的大标语。大家真的感到面临的斗争将是十分复杂和严峻的。几天后，中共黑龙江省委正式成立了。书记王鹤寿，副书记范式人、赵德尊、王坤成，省主席陈大凡。省委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接管伪省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并且暂不暴露共产党的身份。宫洗尘和章林被派到警政厅去接管。二人一亮相讲话就把警政厅的原班人员给镇住了，宫洗尘任厅长，章林任社会科长，接管顺利完成。

1946年初，正式接管北安县政府，章林同志任公安局长。章林上任先对公安局进行内部清理。公安局前身即伪满维持会的警察局，共100多人。按上级指示认真调查了解，分类排队，区分情况个别处理。一是对罪大恶极者，严肃审查追究，直到法办。二是一般伪警，作风不好，不适合作公安工作的遣送回家，或另安排工作。三是一部分表现好的留用，有的很快入了党成为骨干。另外，他派人从邻县抽调100多名进步青年，组成民警队，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充实到公安局工作。还建了三个公安分局和四个派出所。经过内部清理整顿，章林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对敌斗争上来。他负责尽快地收容遣送一千多名日本军队医务、机关未来得及撤退的人员。办了一个感化院，收容七八百名吸毒者，解散了全部妓院。进驻北安前，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各种反动势力活动十分猖獗。邓世儒、邱国柱任正副书记，下设八个区党部，发展了一大批国民党员。章林决不手软，亲自逮捕审讯邓世儒，按首恶必除的政策，邓、邱两个反动头目被处死，给敌对分子极大的震慑。1946年4月，章林带侦察员查出了国民党从长春派来的特务李耀实，顺藤摸瓜，挖出了潜伏很久的大特务贾振北，逮捕了投靠国民党建立先遣军的马云鹏，智擒了原伪北安省副省长、大汉奸王秉铎。还抓出了里应外合搞暗杀破坏的留用公安局副局长高致远。镇压了伪满勾结日本人，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迟伦甫。在那些险境丛生的日日夜夜里，章林带领同志们，机智勇敢，果断出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他也名声大振，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从1946年初到1948年末，章林同志先后担任北安县、海伦县公安局局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刚刚翻身的穷苦人民正遭受着匪患的威胁，省委书记王鹤寿同志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剿匪工作。章林在剿匪工作中始终把握住三条，一是执行政策，首恶严办，胁从不问。二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三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1946年春，群众刚种下翻身后的头场庄稼，通北火车站公安队叛变了，县政府干部赵光同志被杀害，叛匪打进县公安局后把人拉去投靠了东山屯土匪，情况万分火急。省委派章林带两名公安战士侦察发现，土匪们夜里闹累了，玩乏了，喝完酒正在屋子里酣然大睡。章林见时机难得，先摸掉岗哨，就让同来的通北县长孙亚民和一名战士堵在房门口，他和另一名战士冲进屋里，大吼一声：“不许动，你们被包围了，谁动我就打死谁!”土匪们从美梦中惊醒，一个个懵头转向，乖乖地举手投降了。这一仗没费一粒子弹，就把土匪和叛匪全部抓获，还缴了15支长枪。随即，章林受省委派遣带10名公安战士配合苏联的一个机械化团彻底消灭了以尚其悦为首的最大一股土匪。在侦察、制定作战方案，正式交火和战后处理中，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特别是章林一口流利的俄语让苏军非常高兴。这一仗全歼这股为害多年的顽匪，对一些小股土匪震慑很大，有很多放下武器投降或自动散伙，打开了剿匪的新局面。乘胜追击，章林带领公安战士到农村开展“挖坏根”运动，共挖出暗藏的敌人313人，缴获长短枪48支，机枪两挺，手榴弹30多枚。

1947年9月，章林已调到形势更加严峻的海伦县任公安局局长，他破获了留用人员寇文义的暴动案，清除了思想反动的留用人员，改组了局领导班子。章林负责处理的全县闻名的“党炮案”是另一件大案。海伦县西南的光荣区有一个叫党福生的，因枪法准都叫他“党炮”，伪满时给恶霸地主“西霸天”国占山当炮手，一家13口人，房子地和牲口很多，挺富足，土改中受地主挑唆，杀了我村干部和民兵，拉出一支队伍要投到哈拉巴山的土匪去。“党炮”暴动震惊全县，章林立即组织队伍去清剿。这些亡命徒窜进新立屯，杀害了村长及家属，还绑架了几名村干部，准备找地方杀掉。章林带领的公安战士和县大队的同志及时赶到，设计将“党炮”击毙。战士们乘机发起冲锋，击毙13名暴徒，俘获8名。至此，北安、海伦这一带的匪患终于彻底根除了。

1948年8月，章林被省委任命为海伦县副县长，1949年5月任县长，他抓的头一项工作是培训干部，他深知要让生产尽快发展上去，群众的生活尽快富足起来，必须有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他就像在延安接受培训一样办起了县政府行政干部训练班。他和培训班的领导一块研究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开学亲自去做动员报告。培训班从1949年一直办到1952年4月春耕前，有计划地把全县区、乡、村干部2000多人普遍培训了一遍，让这批干部在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章林的工作地点多是田问地头，农民的粉坊和磨坊，和农民打成一片，那时他们就实行领导干部联系互动组的制度。1950年春，省政府号召推广“新式马拉农县”，提高翻地效率。开始农民不接受，一了解是犁铧角度不对，费力。经改进后农民还不愿意用，一调查是农民手头紧，舍不得买。章林决定从财政拨款补贴，先拿出50台免费送给农民。这下子新农具推广下去了，当年全县产粮比上年增长17％。

1952年4月，工作业绩突出的章林同志被提拔，任省商业厅副厅长，同年9月任齐齐哈尔市委常委、副市长。这也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需要。在他去齐齐哈尔市前，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和他谈话，希望他对这个城市的建设和改造做出新的贡献。当时市政府机关干部不足100名，政府领导只有市长、副市长和秘书长三人，下设6个委、办和直属企业。章林分管三项主要工作，一是“三反”、“五反”；二是工商业；三是统战工作(兼市委统战部部长)。他下基层蹲点，抓“三反”、“五反”的典型案例，严肃处理了一批违法分子。他把统战工作与发展工商业结合起来，按党的统战政策结交了一大批统战朋友，有的就是全市较大的工商业者，作好他们的工作既有利于建立统一战线，又推进了全市工商业发展。但是有的人由于对发展工商业的具体要求以及党的统战政策不了解，有各种颐虑，不敢放开手脚搞生产，做买卖。章林结合实际对照党的政策，以扫清工商企业上层人物的思想障碍为突破口，注意帮助解决生产和经营的实际问题。他每次召开座谈会，反复讲“利用、限制、改造”的主要政策。还针对各种顾虑和那些上层人物多次接触，深入谈心。在市财政还不富裕的情况下，章林亲自找财源，为郊区办电。从富拉尔基到雅尔塞修了一条40多公里3万5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到1959年郊区输电线路达1683公里，158个生产大队966个生产小队全部送电，彻底解决了郊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

1960年12月，章林开始担任齐齐齐哈尔市长，这时刚刚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三个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有堪称“国宝”的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和富拉尔基发电厂。另外，国家战略调整“南厂北迁”，和平机械厂、建华机械厂、华安机器制造厂、车辆厂、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先后到齐齐哈尔落户，使齐齐哈尔变成了以装备工业为主的大工业城市。章林同志坚决服从大局，全力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和大企业建设。

1961年初，齐齐哈尔市和嫩江地区合并快一年了，章林同志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检查征购粮和备耕生产工作。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他听到有人反映波布里屯因缺粮饿死人了。章林同志当晚和市委书记陈一帆同志通了电话，详细汇报亲眼看到的事实，提出征购粮搞过了头必须马上纠正，得到了陈一帆同志的支持。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章林在会上宣布：全县征购粮工作马上停止，目前要发动干部群众，紧急救援，同时做好备耕生产工作。

文革中把他打成苏修特务、走资派、修正主义份子被批斗、游街、关押、体罚。《章林罪行录》光印刷费就花了5万元之多。后来又多次进行小型批斗，全是刑讯逼供：一次毒打，头被打破，左眼视力模糊，后来一直没治愈。每晚用高度数大灯炮烤出大汗，再推到室外零下30多度气温下冻，名曰“热加工，冷处理”，章林从没屈服过。1972年2月20日章林被解放结合到市革委会又当了领导。他没有记恨任何人，而是以博大的胸怀气度对待新的人生。1978年他调到省里工作，一位省军区的领导同志请他到家里做客。章林从不吃请，这次破例，因为这个同志曾以军代表身份主持研究过对他的批斗。章林用自己的坦诚打消了这位同志的顾虑。还有一名支左干部想找解放后的章林给弟弟办调转。他参加过批斗章林，担心会碰钉子，没想到章林热诚接待他并顺利办好他弟弟的调转。文革中有些参加批斗，甚至打过他的人，章林见面主动热情，让这些同志心无余悸。章林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已经69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每天都坚持工作。中央两次抽调他参加考核省、市、自治区和中直机关领导班子，他认真执着的精神让很多同志感动不已。回到省里参加会议，搞调研，从不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他写一手好书法，是省书法协会名誉主席，省书法函授大学校长。他很少到各地题字，实在推不掉的从来不要笔墨钱，这是他立的一条规矩。熟悉俄语，晚年又自学英语，在一次外事活动中，用英语同外宾问好和交谈，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是常人无法相比的。

1987年6月20日，章林正在参加省委全委会议。会上，他明显感到不适，在会议休息时，章林一个人悄悄来到了医院，他本想吃点药，或打打针就没事了。但是，三天后因医治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就这样走完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