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元芳，奉化白杜人，解放前从师于上海王才运门下，从小练就“红帮裁缝”工艺三大绝技“目测量衣”、“抽丝补调”、“特型矫正”。解放初在上海开设“波纬西服店”，为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做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服，后经陈毅市长推荐，国务院将余元芳和他的“波纬”调迁北京，改为“红都服装公司”，先后为许多外国元首、驻华领馆人员和共和国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服装，被誉为“服装国师”和“西服国手”。

余元芳，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谭震林、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谷牧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贺龙、罗荣桓、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姬鹏飞、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国务院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刘少奇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刘少奇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文革中，刘少奇主席遭批斗至死，余元芳被戴上反动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2001年，罗蒙西服集团总裁盛静生亲自上北京拜访了被誉为“西服国手”的 服装大师余元芳，聘请他为集团高级顾问，并带上公司新研制的无粘合 衬西服，请他检测把关。老人一说服装，就来了精神，翻、拉、搭、比， 信手拈来，动作娴熟，一点也看不出已届83岁高龄......

余元芳，奉化市白社乡泰桥村人，1918年10月出生，14岁那年离开家乡 到上海谋生学艺。奉化人创出的“红帮裁缝”，这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响当 当的服装流派，名震上海滩。通过亲戚介绍，余元芳进入奉化人开设的“ 王升泰”西服店。

由于聪明勤快，悟性好，他很快便掌握了西装的裁剪决窍。抗日战争胜利 后，余元芳开始独立经营，但无固定店面，自称“包袱老板”。1949年1 月，余元芳与人在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后改名上海大厦）租屋开店，挂 出了“波纬服装店”招牌。“波”意为宁波，不忘老家，“纬”表示行业， 因为服装由纵横线缝制而成。

“波纬”制作西服，无论量体度身，还是裁衣试样，样样认真，质量有口皆 碑，一时名声大振。因此，驻沪领事馆的外交官，当时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 的负责人陈毅、谭震林、谷牧、魏文伯、陈丕显、舒同等，都专门找余元芳 做过服装。不久，“波纬”以“首长服装专门店”而闻名沪上。

1955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一家服装店做了一套服装，修改 多次，仍然不称心，无可奈何之下，专程赴沪，访名师重做。上海市政府派 人将余元芳请来，他仅用两天时间便做好了一套西服。小尼赫鲁试穿后十分 满意，回京后，他与北京市市长彭真谈起此事，称赞上海师傅高明。彭真感 到首都应该有像余元芳这样的服装高手，于是，北京市委作出决定，特请国 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专程到上海，请“波纬”等21家服装店进京。

1958年4月23日，“波纬”迁到北京，店址选在前门饭店，次年4月18日，迁 到使馆区东交民巷28号，立即成为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光顾的热门地方。 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缅甸前，请余元芳到家里做西装。当量 好衣服尺寸，余元芳穿大衣告别时，总理亲自为他理顺大衣领子，与邓大姐 一起送他到门口。此后，余元芳去总理住处十多次，或做衣，或补衣，都受 到总理和邓大姐的亲切接待，他一共为周总理做过7套西装。

有一天一早，总理打电话叫余元芳去他家，他以为又要做出国衣服了，带了 工具急忙赶到中南海。总理的时间观念特别强，说几点到，从不迟到、失约， 偏偏这次失约了。他在总理家里，一直等到中午12点半，总理才回来。总理 进门第一句话就向他道歉：“余元芳同志，让你久等了，很对不起。”他对 邓颖超说：“开饭！”又朝余元芳笑笑，做着请的手势。

余元芳看到，总理吃的是大白菜、榨菜蛋花汤，一盆青椒炒肉片和半条鱼， 总理吃得很香，大口大口地啃馒头，把肉片和鱼往余元芳碗里夹。总理啊， 你日日夜夜为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操劳，自己吃的却比老百姓还不如。余元 芳想，我家里的餐桌上比总理的餐桌上还丰盛呢。

饭后，总理脱下中山装，笑着说：“你看，衬衣领口、袖子破了，你想办法 补一补。明天有外事任务。” 余元芳惊呆了，邓颖超拿出另外两件衬衣，也是破的。他感慨万千地说：“ 总理，你快穿上衣服，这两件我先拿回去，补好即送来，再换下身上的衬衫。” 总理点点头：“麻烦你了。”

当晚，余元芳就把衬衣送回来，他的手艺也真高超，衬衣背脊剪开，翻过来， 把两头接缝起来，领口换新的，袖子换新的。人们看到周总理穿的是新衬衫， 其实只有领口和袖子是新的。

1963年4月1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主席偕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 柬埔寨和越南，随同出访的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整个代表 团人数达百余人。这么多人的出国服装，全部由余元芳主持的“波纬”承制。 余元芳率领十余名裁剪、缝纫技师进驻钓鱼台国宾馆，全力以赴，夜以继日 加工。3个星期后，服装赶制完成。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等亲自到钓鱼台 试样，感到非常满意，特地接见了“波纬”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为了慰劳 余元芳，刘少奇主席在出访回昆明作短暂小憩时，电告外交部总务司，用飞机 把余元芳接到昆明，请他游览、休息无官无职的余元芳享受了一次空前的礼遇。 余元芳做西装，既继承传统手艺，又紧跟时代潮流，符合国际标准，外宾无不 啧啧称赞。1961年8月14日至19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访问中国，请余元芳 制作两套中山装。他穿上后，显得很激动，连声称赞说：“你做的服装比英国 牛津的还要好！”

1963年2月8日至28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请 余元芳做了一套西装穿着十分满意。为了表示感谢，他双手捧了一只银盒子送 给余元芳，还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 一位美国官员在香港做了一套西装，花了2500元港币，到北京请余元芳做了一 套，同样质量，只花了260元人民币，他竖起大拇指夸奖：“你这里不但价格 便宜，还比香港做得好。”

余元芳做服装，练成了一手“绝活”——目测裁剪，即一般顾客不用量体，用 眼一瞟就可确定尺寸。而在具体服装制作工艺上，他发扬“红帮”传统，逐渐 形成了十二字成衣诀：

一是“挺”，服装上身后能给人挺拔伟岸的视觉形象；

二是“平”，即使体形 不正常的人也能掩去生理上的缺憾；

三是“直”，针脚、纹路、轴线、钮扣等 都依图样呈现直线；

四是“服”，外观不皱不褶，平平服服；

五是“窝”，即 服装依人的曲线而设计，不是简单包装，而是构建出潇洒美；

六是“圆”， 穿在身上呈现椭圆形，不扣扭扣时同样依身躯呈现圆形；

七是“顺”，腋下、 前胸、肘部、臀部松紧适宜，宽窄得当；

八是“清”，各部件构图清晰，脉络分明；

九是“登”，垫肩衬夹恰到好处，有棱有角；

十是“合”，整套服装依体形 开合，前摆后摆乃至袋盖，任何细小部件都做到不翘不翻，不吊不凸，成为 一个和谐的整体；

十一是“盛”，服装穿在身上，给人以气足神扬、充满活 力的感觉；

十二是“密”，在制作过程中密针细线，严丝合缝。

1966年“文革”开始，为刘少奇做西装成为一大罪状，余元芳被戴上“反动 资本家”帽子，而被遣送回乡。

1973年9月，在有关领导过问下，余元芳又回到北京，担任“红都”服装店顾 问（由“波纬”改名），又精神舒畅地干起了本行，直至退休。如今，他仍坚 持每周抽出时间到北京的燕莎商城服装加工部，为外宾量体裁衣，通过比划手 势，用简单的英语交流，为四海宾客服务。

然而故乡的情，余元芳始终忘不了，当他得知家乡涌现了“罗蒙”等知名服装 企业时，他感到欣慰。90年代，余元芳接受家乡邀请，多次来奉化指导服装制 作技艺。1991年，他收下了罗蒙集团的俞小莉等5人为徒弟，将自己从艺六七 十年的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前年他又欣然担任了奉化市服装商会的顾问。

后来，老人又多次建议在国内率先推出高级无粘合衬西服，采用进口黑炭衬、 马尾衬等天然材料和有近百年历史的“红帮”传统手工工艺，并借助现代技术 和电脑设备，精工细做高品质西服。

不久前，在中国1999/2000年秋冬男装流行趋势新闻发布会上，罗蒙集团率行 在国内推出无粘合衬西服，由于其手工精制的艺术化、“绿色”化、时尚化的 特点，引起了服装界的关注。余元芳的世纪心愿，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