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健光（1891～1919年），又名余祥辉，彝族，四川叙永县水潦乡人。其先世系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西南地区爆发史称“奢、安之乱”。率兵围困成都，攻占重庆，自称大梁王的奢崇明，即为余氏先祖。奢氏败亡，改土归流。奢崇明之子崇震，乃取姓余名化龙。余健光即其第12世孙。其父余若煌，县学生员，无心科举，理家侍亲。

清光绪甲辰、乙巳年间（1904～1905年），赵尔丰任永宁道尹，出兵镇压古蔺苗沟等地少数民族，札调余若煌为襄办员。余若煌以赵性残暴，不愿共事，便以母病辞委。对此，赵尔丰十分恼怒，寻隙陷之永宁县（今叙永县）狱中，判处永远监禁，并抄没家产。

其时，余健光之叔父余若瑔见长兄若煌被赵尔丰置身囹圄，营救既无策，且惧株连祸，乃决计负笈东渡。1906年春，余若瑔率若煌之子余健光（祥辉）余景炎（祥炘）及子余祥桐，东渡日本留学。余若瑔考入东京和佛法律大学，余健光先入成城中学学习，后入山口高商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余健光、余景炎兄弟俩接触了一些革命党人，其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刚成立不久，积极发展同盟会员。余健光、余景炎兄弟俩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十分仰慕，便毅然加入同盟会，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帮助，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成为一个民主革命志士。当时，余健光就读的山口高商学校禁止中国三年级学生偕同日本学生一同去旅行满洲，以防范中国学生窥知其欲占满洲的狼子野心。余健光对此十分愤慨，带头主张以罢学抗议之，受到全体中国学生的支持，遂集体退学。1911年，余健光改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

求学期间，余健光在东京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与陈其美（英士）、胡汉民等交往密切。1910年冬，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之际，余健光在日本积极参与活动，并联络革命党人，多方为之筹款。后余健光随胡汉民等同盟会员从日本回国开展革命工作。1911年7月，余健光去上海参加了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召开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辛亥革命前夕，余健光前往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辛亥革命后，余健光离开军界重返日本求学，后由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居正等被迫离国旅居日本，积极筹备“第三次革命”。此时，亦在东京的余健光积极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14年7月8日参加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此后，余健光在日本和孙中山先生频繁接触，接受孙中山的教育和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孙中山委任余健光为总务部第一局局长，协助陈其美、谢持开展革命活动。据当时日本警示厅以保护为名派便衣警察日夜监视跟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档案记录资料记载，1913年12月至1915年10月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接见余健光多达48次，而且每次谈话时间也较长。从而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余健光的重视和信任。1915年3月，孙中山派遣余健光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

1915年12月，袁世凯窃国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余健光积极投身于这场正义的战争中。陈其美在上海首先组织刺杀了由袁世凯特任为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又于12月5日组织“肇和舰”起义反袁。余健光跟随陈其美等赴前线指挥作战。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寓所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当时余健光、丁景梁、吴忠信等俱在外室，听到枪声立即出来狙击凶手，并于翌日协助巡捕将凶手许国霖等缉捕归案。

1917年7月，段祺瑞驱逐张勋，再任国务院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以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先生于7月17日抵达广州，号召护法，组织成立护法军政府，揭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8月，余健光从上海赴湖南积极从事护法活动。9月，孙中山先生委任余健光为湖南民军副检阅使。1917年12月24日，孙中山先生致电长沙三井洋行余健光报转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谷凡（林修梅）。电文云：　“长沙三井洋行余健光报转林谷凡旅长鉴：箇电诵悉。近日少数人狃于私图，率主张和议。陆干卿且密电两粤，议取消自主，嗣莫代督以众意反对，抑不实行，态度极为暧昧。文以为现在西南，既以护法为宗旨，则无论如何必贯彻始终为止。况重庆已得，荆、襄继起，倘能竭力坚持，必可益望发展。岭南方面，文当力任维持之责，望兄与湘中及前敌各将领，互以此意相勉，勿误于缓兵之护，致废一篑之功。时事多艰，吾人尤宜奋励也。孙文敬。”

不久，余健光又被任命为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驰赴疆场。余健光率部转战于沅沣、鄂蜀等地，阻击北洋军，屡建战功。

余健光一心致力于革命事业，奔忙于广东、上海、湖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终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5月病殁上海，时年仅28岁。当时，胡汉民评价余健光曰：“君平居至和易，无疾言厉色，而见义则勇，虽挫败不少挠。病殆不起，同志往视之，犹以湘中军事为念。天夺君年，使君所贡献于国家社会者仅此，非徒君之不幸也。”谢持也评价余健光曰：“二年秋，余自京师走日本，遇健光于东京，与订交，知其为人。健光任事果能，始终厥志，不惮险艰，于友谊特笃。余尝与健光佐陈英士治党务，所计辄中肯要。陈公奉命返回讨袁世凯，健光实从。未几，陈公被狙于凶人，今健光又积劳以殁，岁不五稔，死者固若是矣……畴能使余不泫然伤心者乎。”

遵照余健光生前遗嘱，余景炎（祥炘，1917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护送其灵柩溯江而上，运回故里叙永县水潦乡安葬，墓碑镌“湘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余健光之墓”。墓碑至今犹存。

1920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亲笔为胡汉民（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重要助手）撰写的《余健光传》题写了序文。序文曰：

“健光之死也，民党知与不知者，皆为叹伤，以谓使天假之年，获竟其志，其所造当什百倍于今日也。

惟健光则固以奋斗而死，自有志于革命以来，真所谓一息尚存，未尝少懈者。其生平自揆，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故不问健光所已建树于国家社会者奚若，而即此奋斗进取之精神，已足以移传于多数后起之青年而不朽。我知健光无复遗憾矣！

健光与同志助英士多年，英士多病，健光独强健年少。顾英士不死于病而死于敌，健光不死于敌而死于病，均出常人预测之外。然努力其所职志，终以生命为之牺牲，则其死一也。因览胡汉民所为健光传，爰书数语以示吾党。孙文识于上海。”（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