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飞鹏，台湾最大出版集团城邦CEO。循着正常的求学、工作路径，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做起，到设立几十家公司，创办50多种杂志……从员工到老板，从暗无天日的亏损到拨云见日，最终，在媒体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是他从员工做到老板的成长心得。

何飞鹏，台湾资深杂志出版人。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现任台湾最大出版集团——城邦出版集团副董事长。

何飞鹏曾任职于台湾《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卓越》等媒体。1978年，他毅然离开了从事多年的新闻事业，与台湾著名跨媒体工作者、城市观察家詹宏志等人联合创办了财经时事杂志《商业周刊》，从此成就了他在出版事业上的每一个阶段。1997年，何飞鹏因他在出版事业上取得的成就，赢得了金石堂连锁书店颁发的“出版风云人物”奖。

《商业周刊》成功营运后，何飞鹏与伙伴随后又成立了商业周刊出版公司，出版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读物和销售量惊人的畅销书，如《一九九五闰八月》等，其中《李敖回忆录》等书更是一出版就跻身畅销书排行榜。

1997年，商周、麦田、猫头鹰3家出版社合并成立“城邦”出版集团。2001年及2003年，香港富豪李嘉诚的TOM集团先后两次投资及收购城邦集团，成为城邦最大的股东，持股比例为83%。

何飞鹏拥有超过25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验，曾任职于台湾《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卓越》杂志等媒体，更于1997年荣获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也与资深媒体人共同创办了城邦出版集团、计算机家庭出版集团与商业周刊。

何飞鹏是台湾著名的出版家，其创新多元的出版理念，常为出版界开启不同想象与崭新视野。其所带领的出版团队也时时掌握时代潮流与社会脉动，不断挑战自我，开创多种不同类型与主题的杂志与图书。

何飞鹏所创办的出版公司超过20家，直接与间接创办的杂志超过50种。

何飞鹏的父母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何家曾经是南京有名的大富豪，迁居台湾时财产在运往码头的路上被几路劫匪洗劫一空。赴台湾后父亲继续了一连串的创业冒险，最后以令人窒息的结局收场。何飞鹏6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人世。

父亲走后，妈妈独立抚养8个兄弟姐妹。何家前后经济境况相差很大，但何母非同寻常地坦然和不抱怨。何飞鹏说：“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公平，上半生她过了最奢华的少奶奶生活，现在辛苦求活是应该的。”

“那段时间很困难，我妈妈会做衣服，她做好了会跟我讲，你把这个衣服送去村口的李妈妈那里，收30块钱，完了你就用这30块钱买点菜买点米回来。我送到之后，李妈妈说，衣服很好，可现在手头不方便，过一阵子再给你。那时候台湾经济都不是很好。我妈妈看我回去没买米没买菜，我说李妈妈最近手头不方便，每次她没等我讲完话掉头就走了。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她很难过，可是不愿意在我面前流泪，她躲起来哭，哭完了再去隔壁家借碗米。”

“我认为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最好的妈妈，我所有好的基因好的品行都是她传给我的。”

父亲的极度不安分和母亲的极度坚韧相结合，让何飞鹏很早就进行创业实践。在政治大学念书的时候，台湾当局在小区中推广小型超市，何家全家合作创办了“合家欢小型商店”。何飞鹏主要经手管理，半年之后这家商店就开始处于窘境，一家人投入了数不清的金钱和许多人的青春，最后转租给别人，立刻开始赚钱。

1978年何飞鹏进入《工商时报》工作，他兴致高昂，全力以赴。第一天出去采访，他8点就出门，骑着摩托车，一天就拜访了8个单位，除了中午在路边摊吃碗面，压根没有休息。何飞鹏不喜欢穿雨衣，他的衣服干了又湿，采访对象看见他吓一跳，每个人都说：“没见过这么认真的记者。”

每天何飞鹏都把台湾《经济日报》从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工作两个月后，何飞鹏就从最不重要的采访路线，一路转换到最重要的采访路线。后来何飞鹏进入台湾第一大报《中国时报》，成为财经新闻的主管，直到1986年离开。

1979年，何飞鹏一边在台湾《工商时报》工作，一边创办了小区报纸《阳明山周刊》。姐姐姐夫们又拿出钱来让他创业。经过前3个月的兴奋期之后，《阳明山周刊》又变成何飞鹏的痛苦。

面对困难，何飞鹏性格的弱点完全暴露，他开始逃避、退却、自我欺骗，给自己找到了一贴完全不用负责任的药方：努力上班，在《工商时报》拼命工作，多赚点钱，来弥补《阳明山周刊》的开支。

何飞鹏认为，出版人的任务就是用知识改变世人；从事出版事业，长期下来有如从事一场无言的革命。谈到“好书”这个字眼，何飞鹏十分不以为然。他认为，所谓“好书”代表的是知识分子或是文化人的看法，并不一定能代表一般读者的立场。从事出版业这么多年，何飞鹏不认为自己该引导读者读好书，出版人应该扮演照顾读者需求的角色。 出版人就像传教士，而不是知识控制者。出版社一定要了解读者的逻辑，再按照他们的逻辑沟通，出版人心中应该无我，设想读者的需求，也即是按照市场需求供应，至于书的内容好坏则让读者去判断。

出版人除了理想之外，同时还要兼顾市场。就是实现自己想出版的书外，还要想着读者想读的书这个“市场”。他认为，如果能够平衡两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就意味着出版社能够生存得越久。为了求取生存，出版社不能无视经济意义，那是公司维持生存的支柱。但是，经营出版事业还应有其社会意义，两者之间是可以共存的。

城邦出版集团既是全球最大的华文繁体字出版商，也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出版商，每年出版数十种杂志，内容横跨财经、商业、IT、女性、理财等多个领域。集团旗下拥有30家左右出版单位，每年出版1200余种新书，年收入将近10亿元人民币。

何飞鹏认为，出版单位和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大多数都向往过自由不羁的生活，认为创意需要自由空间。如果一个新闻出版单位不制订合理的纪律对采编人员加以约束，时间长了，员工们往往容易形成自由散漫的习惯，使集体的利益受到戕害。因此，新闻出版单位更应该加强纪律管理。

“绝不可以把纪律管理当作洪水猛兽。”何飞鹏强调，创意和创意的落实是两回事情，必须制订合理的制度，让创意和制度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组织的发展。

何飞鹏上台以后，重点抓了集团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旗下子公司之间的业务整合。何飞鹏为集团制订了多项管理规则和作业流程，包括采编人员采访、约稿等的作业流程，要求旗下子公司遵照执行。何飞鹏认为，管理就是制订“交通规则”，让大家按规则办事，避免事故和提高工作效率。

何飞鹏此前只管理过人数不多的出版单位，并没有管理大型出版集团的经验，他学习企业管理的对象，包括台湾许多知名的大企业家，如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和王永在兄弟。何飞鹏当记者的时候，多次采访过有“经营之神”美誉的王永庆，台塑集团追根究底的精神和精准的执行力，是何飞鹏一直强调要认真学习的管理法则。

关于台塑集团的管理和执行力，何飞鹏讲了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例。有一次，何飞鹏与台塑总经理王永在吃饭。王永在听说何飞鹏刚学会打高尔夫球，就表示，欢迎何飞鹏到台塑旗下的长庚高尔夫球场打球。何飞鹏当时并没有在意，几个月后，他和朋友去长庚打球，柜台接待员把他的名字输入计算机之后，立即站起来告诉他，“何先生，您是我们这里的贵宾！”

台塑集团精准的贯彻和执行能力，让人敬佩。在集团内部，何飞鹏也强调精准的执行效率，集团制订的关于图书出版、营销，包括行政办公等方面的制度规章，何飞鹏都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强调落实。

何飞鹏的部分管理理念还来自于香港TOM集团。TOM集团的母公司是和记黄埔集团和长江实业集团，其管理理念中凝聚着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智慧。2001年，TOM以25亿新台币并购了城邦出版集团及计算机家庭出版集团。

并购之后，TOM既要让城邦出版集团接受其规则，又要跨入另一个领域经营，因此它对城邦出版集团采取的是授权管理的方式。TOM对于城邦出版集团的管理者有清晰而且明确的授权标准，要求下属企业在划定的框架内，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