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事件”——罗马教廷于1633年对伽利略进行的审判。

1616年，伽利略前往罗马，为他此前关于日心说的著作和公开言论作辩护。在此之前，有一些批评者指控伽利略传播与《圣经》相左的观点。然而这时，许多——甚或绝大多数的教职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在预言天体位置（因为历法改革的缘故，这对教会尤其重要）时具有很高的精确度，并且十分有用。

但是仍然存疑的是，这个宇宙体系是否是对真实情况的正确描述？最关键的是，从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哥白尼学说的基本假设——地球是否以很高的速度绕太阳运转。其次，有一些《圣经》经文仿佛暗示地球静止地位于宇宙的中心。当时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棘手问题。

当时的天主教会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正面临着新教改革的压力。教会对于任何有可能质疑其对《圣经》解释权的争论都特别在意。

当伽利略1616年在罗马逗留时，得到了来自某些有权力的自由主义神学家的支持。特别是枢机主教Roberto Bellarmine 和 Maffeo Barberini，他们辩解道，如果有一天哥白尼的宇宙体系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教会将不得不重新解释那些看起来与之矛盾的经文。

无论如何，他们都支持伽利略最后的妥协方案：在能拿出最终的证明之前，伽利略应该承认日心说仅仅是一种假设，并不把它作为对宇宙的真实描述加以推广。

时间到了1624年，伽利略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苦苦寻觅的证明。更妙的是，他的旧盟友，马菲里奥·巴尔贝里尼此时已加冕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

这一年，伽利略回到罗马，六次觐见了新教皇。在会谈中，伽利略向教皇保证，他已经找到了地球运动的证据。乌尔班对这种实证可能带来的影响更有兴趣。他忧虑的是教会该如何处理这一证明带来的神学方面的问题。他同意伽利略就日心说问题进行写作，但是不许他将日心说描述为事实（而仅仅是一个有用的假设），除非他真的能证明日心说。

1632年，当伽利略确信自己掌握着日心说所需要的证明，并且感到教皇本人已批准了他的工作后，便出版了他的《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这是一本写得很机智的书，书中内容以三个人物的对话展开——Simplicio（主张地心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Salviati（主张日心说的哥白尼主义者）和Sagredo（在这场辩论中持中立态度的博学智者）。在这场对话中，Salviati系统地驳斥了Simplicio的所有观点，并得出了伽利略所主张的，富有挑战性的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证明。Sagredo最终总结道，睿智的Salviati（其实就是伽利略本人在书中的投影）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错了。然后三人退下，享受餐点和美酒。

然而，仍存在着一个问题：伽利略的新证明没有意义。这个虚假的论辩是关于潮汐现象如何证明了地球绕太阳运动的。但是潮汐的起因并不是这个。当外界开始施加压力时，伽利略却根本不知道如何证明地球真的在运动。伽利略因此越过了那条十六年前划定的界限——他正在推行一种与《圣经》不符的思想，却又没有提供关于其真实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为了保护自己，伽利略在书中加了一个序言，声明自己对日心说的态度是把它当作纯粹的假说。但仅仅是对《对话》的粗略阅读也会看出上述说法不过是一种托辞）。

伽利略的批评者在罗马立即展开了对其论据薄弱环节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应该指控伽利略犯了严重罪行：他违背了教皇的命令，并且推广与《圣经》相左的学说。（作者的重要说明：不像后人通常认为的那样，伽利略从未被指控为异端。异端是一种更加严重的罪行，会给被指控者带来极其严重的处罚。读者应该明白这种处罚是什么。）

到了1633年，伽利略被召回罗马以回应这些指控。对他的审判是一场拉锯式的战斗，牵涉到了包括教会法律、神学、数学在内的许多技术细节，最后由类似于陪审团的机构来裁决。在随后的辩护书中，伽利略承认自己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将日心说作为事实来推广是走得太远了。他承诺再也不这样做了。控辩双方同意达成一个顾全面子的折衷方案。

然后，几乎就在最后一刻（原因仍是一个谜），宗教裁判所驳回了这个控辩合约，宣布了最终裁决。这个判决出人意料地刺耳：伽利略被判有罪，因为他是“异端般地持怀疑态度”（这虽然没有直接被称为“异端”那么糟，但仍然比违抗指令和推行与《圣经》向左的教义严重得多），并要求他公开发誓放弃对日心说的信仰。

1633年6月，伽利略在宣布自己以前言论无效的声明上签了字。（作者注：我应该指出，伽利略从来没有被投入地牢监禁或者在审讯中受到拷打，虽然不少人有这样的错觉。按当时人的说法，他身处的环境其实相当令人羡慕。）

经过这次审判，伽利略回到了他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在那里他颇有为巧妙地渡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舒适的居家生活背后是软禁和不得写作物理方面文章的禁令。为了表明对他的判决是被何等严厉地执行，在他的余生里，伽利略经常住在托斯卡纳的贵族兼赞助人的宫殿中。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违背了箝制言论自由的裁定，写出了《论两种新科学》一书。在该书中，他实际上发明了运动学和材料学（虽然伽利略的犯罪记录意味着这本书不可以在意大利出版，但它仍于1638年在荷兰出版了）。在纯学术层面而言，《论两种新科学》一书才真正堪称伽利略对现代科学的最伟大贡献。

伽利略于1642年去世，在同一年，艾萨克·牛顿诞生了。

事实列举得够多了。但是教会究竟为何如此苛刻地对待伽利略呢？有些学者认为这要归因于伽利略的运气不好。因为他恰巧在政治环境最糟糕的时候出版了他的《对话》。在17世纪初，天主教会竭力避免来自基督教界内部的造反（新教改革）。当天主教会受到攻击时，教会内部不少人都不喜欢放宽对天主教学说的限制。伽利略很可能成了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间接牺牲品。

另有历史学家指出了伽利略生平中为数众多的瑕疵。毫无疑问，在攫取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时，他是一个贪婪的往上爬的人。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宫廷里施展的政治伎俩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有势力的敌手。他对哥白尼体系的证明（该证明并不正确）做出后，伽利略显然希望能够借此赢得巨大声望，攀到宫廷金字塔的最高峰：梵蒂冈教廷（他渴望成为教皇的官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以自己对哥白尼体系的证明作为赌注，却输掉了赌局，承担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

还有一些学者暗示伽利略的失势应归因于他与教皇个人关系的滑落。有一些文件支持这样的结论，教皇乌尔班八世感到自己被伽利略的错误证明所出卖。更令其恼怒的是，伽利略曾把教皇与他的私人谈话通过Simplicio（那个书中的笨蛋）之口写入《对话》的最后部分。

我的个人观点是，伽利略卷入这么多麻烦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他认为日心说是正确的，并成为这个学说的传道者。悲哀的是，有很好的理由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那时已经在天主教主教团内部取得成功，并且即将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基本学说——如果伽利略强行出版《对话》的话。其次，他觉得教会需要改革其整个知识结构已达到现代化的更新要求，并用新的知识体系来抵御新教徒的攻击。特别是伽利略认为科学已经取代了神学成为教会的首要理解模式，这时接受哥白尼学说将是合适的第一步。第三，他认为在教会正好表现软弱、处于守势的时候，自己可以在形成新学说方面发挥最重要的影响。最后，他觉得他自己，伽利略·伽利莱，有足够的权威和智慧来把天主教转到这一方向上来。当你阅读他的著作，便会明显地感到伽利略相信自己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技能给了他（和所有的科学家）一种特别的权威，使他可以做出神学方面的声明，并告诉罗马教廷应该怎样管理教会。坦白地说，得知宗教裁判所给他落槌定罪时我并不感到意外。

不幸的是，伽利略与教会之间的麻烦后来变成了一个科学与宗教间历史关系的通俗原型。没有什么可以比事实走得更远。对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而言，甚至延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其间绝大多数时候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支持者是罗马天主教会。事实上，有一个科学史学家John Heilbron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教堂中的太阳》的书，记载了在伽利略事件发生后，教会如何继续推动关于日心说证据的研究。其中甚至包括将整个教堂变成一个巨大的小孔成像照相机，以便数次测量一年中太阳圆面视直径的变化。由于数学上的缘故，用哥白尼体系算出的太阳视圆面直径变化结果将与用托勒密-亚里士多德体系算出来的略有不同。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教会主持的观测实验显示，测量结果显然支持哥白尼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