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创作的历史著作，全书讲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

全书按编年体记事，共8卷。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并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全书被后世学者分为8卷，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史事，各卷之间保持着必然的联系。第一卷开头有一个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了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之间矛盾的发展过程；第二、三、四卷至第五卷第24节，记载战争的前10年（所谓“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第五卷第25~116节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至西西里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六、七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第八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里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的著作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说明他的著作尚未完成。

历史背景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身也是第一次被科学地、历史学地记录下来的史实。

时代背景

在修昔底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古希腊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悲剧、欧里庇德斯等一系列悲剧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期间，不仅在雅典，而且还涌现于整个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的剧院中”，同时还出现了诡辩派（又称“智者派”）哲学，以及“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所代表的“实验的”“科学”精神，这些人的著作和精神都对修昔底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其本身从一开始就极具悲剧色彩，这就使得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写作必然将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同时又由于此时希腊悲剧及其写作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整个希腊，当然此时的修昔底德也不例外。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形成古代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希腊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不懈的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如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论”，希波克拉特斯的医学成就，普罗塔哥拉斯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民主政治为人才荟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顶峰。

创作历程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起，到公元前424年他任将军止这7年间，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他明确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时，他自己也染上此病，而当时这种病在希腊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也只有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间，他也有可能住在色雷斯经营他的金矿。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此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否则不会陡然取得这样高的地位的。这年冬天，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统率远征军，在色雷斯人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色雷斯地区的战略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此时修昔底德正驻扎在塔索斯。安菲波里斯守将攸克利斯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战舰驰援。然而，当他赶到时，守将已降，安菲波里斯已落入敌手。显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责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在雅典，有人诬陷修氏，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议决把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到多方面的史料。其间他一定经常前往伯罗奔尼撒各地以及西西里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雅典和阿尔哥斯、曼丁尼亚以及爱利斯所签订条约的内容，可能就是他亲自从奥林匹亚的石柱上抄录下来的铭文，因为他的著作中记载与考古发掘出来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关于曼丁尼亚战役的史料，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方面得来的。他肯定去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的战事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来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20年后重返雅典，并且知道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城被拆毁一事。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死于公元前399年马其顿国王的改革，因此，大约在公元前400到前396年之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著作而猝然死去。修昔底德的记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中延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事件，探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对人性的复杂性结合道德的表现，试图建立人性正义的现实框架。在历史语境和事件当中追问人性对正义的把握与理解，让读者与后来者关照人性本质的深刻性。在那里，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回到人性的层面上，人性中所包含的一切因素指导人的行为并牵涉结果。雅典人对城邦正义的追求围绕在“安全、利益、荣誉”三个方面上，这三个方面贯穿在整个战争之中，为雅典人的行为一方面作辩护，一方面作注解。修昔底德认为，人性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性包含有自然属性的方面，如恐惧，自私，也包含有社会属性方面，如嗜利，炫耀。在他看来，人性虽然复杂，但如果不诉求“向善”，任由人性而人性，则必将导致“恶”的结果，引起道德的败坏。在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人性是什么而是藉以事件和人物的言行来暗示；也没有明确定义正义是什么。除了对战争和政治事件本身的叙述外，置身事外，隐藏在事件的背后，通过没有言说的文字表明了他鲜明的态度。

因此，修昔底德认为人性的不变性可以知道指导对相似事情的处理，同时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人性中三个诉求的关系。这既是现实政治的关键，也是历史事件的本质。他用冷峻的言辞来表达历史的现实与残酷，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古典时代大师的气质。而他的悲凉除了他对雅典的失败的痛苦之外，更多的是对一种神圣庄严与正义之物的虔敬感。修昔底德从来确信高贵正义之物对于低贱卑鄙之物的内在优越性。尤其是这些美好之物在一种败坏的背景之下更显得悲凉，战争以及其中的暴行的原因是永恒人性的产物，不是经过抽象的思考，而是从重大事件中，从政治中看出人性的悲凉，他通过把美好之物与残酷、严峻的现实放在一起，突出雅典人最美好的一面，这是一个上升，从而到达和柏拉图相似的地方。

在现实的政治中，对安全、利益和荣誉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修昔底德给出了比较明确的方法。任何城邦首要关心的应该是生存问题，因为在竞争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国家都是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谋求自身的安全的。只在有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才一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弃安全，很难保证在竞争的城邦世界生存下来，城邦的一切将会化为乌有，米洛斯的例子很好的论释了这一点。对于城邦来说，国际行动的首要原则是利益，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大程度的攫取利益是城邦的职责。由于利益不是单一的指向财富，所以城邦尤其是强邦在获取利益时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有时看似违背了利益原则，但实质上是长远和周全的谋划。而无论如何，对利益的获取是人性中贪欲的表现，是人积极主动行动的结果，因而在整个战争中，人们看到众多主动追求利益的事件。荣誉是在古希腊人看来是德性的表现，是为多数公民和城邦谋求福利的大公无私品质。这样的荣誉体现为一种秩序以维护城邦世界的积极发展，并引导公民向善，抵制道德上的腐化和堕落。

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关注的另个重点就是正义。正义不能只是城邦行动的借口而任意践踏和破坏。修昔底德认为人性是可以理性对待正义的，这样的理性对待不仅是在维护正义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也是在保证正义的秩序对人性的关怀。这是一场波及到整个希腊世界和周边地区的战争，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力空前的战争，这也是一场改变个人和城邦命运的战争，这更是一场没有强者没有胜者的战争。从广泛的角度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如同“春秋无义战”，但是各方秉持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尤其是在战争中发生的许多“人为”的与“非人为”的灾难事件，在每一方固守的正义下，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应用叙述性的历史写作加上大量的演说词的这一历史写作的独创性就是受到了古希腊悲剧写作构思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孔福德就曾指出，尽管修昔底德有意排除虚构性，但是他在无意之间还是用希腊戏剧的形式将自己的历史记载表现了出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辞中可以看到悲剧作品当中歌队合唱的影子，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里的演说词既可以对人或物进行评论，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演对雅典人和城邦的评论到“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一言论和行为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的讨论其后果，就冒失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修昔底德的演说辞又能成为修昔底德作为自己观点的阐述者，例如他通过伯里克利之口阐述自己的观点道“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正是因为这种法律深深得使我们心悦诚服。”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的演说辞就是修昔底德写作中有意而为的“插曲”比比皆是。因此在形式上明显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的写作受到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响。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可以看到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发生和发展修昔底德运用巧妙的构思，按照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原则组织情节，尽其所能的描述战争中的多方力量并细致合理地叙述每一个事件，如修昔底德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必然原因是说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这场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修昔底德的写作说理性较强，重视话语的修辞效果，而悲剧雄浑壮丽的语言和也无不影响着修昔底德，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词。

修昔底德擅长对人物的复杂性进行刻画，如他笔下的阿尔及比阿德斯多面性格复杂的的统一体。正如修昔底德在对阿尔及比阿德斯的描述是他的天性，“其中向善和向恶的两种强烈倾向同时并存。因而他要进行种种重大的改革。实际上已使城邦大体走向安全之路时，阿尔及比阿德斯的狂热野心又把它从这条正道上推开，重新投入战祸之中。”同时，修昔底德也善于对人物的性格进行刻画，他往往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里面的大量演说词来去刻画他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但是修昔底德又不会以牺牲自己的写作技巧和特点去刻画他笔下的演说者，他往往会通过每个演说者所表现的表现的态度和推理风格去刻画他们的性格特点。

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并不简单地归结到某一种偶然的因素上，而是努力探索更为深刻的原因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修昔底德还能从经济与政治、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来探索历史事件的原因。

修昔底德是第一位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或术语引入历史的写作中的史学家。这样不但扩大了历史的写作范围，同时也丰富了史学的内涵，使得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的阅读不仅仅停留在军事或政治方面，也可以从人性、人物性格和城邦性格这些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品读、思考。这是修昔底德的又一大贡献。

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修昔底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此外，修昔底德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学家郭圣铭：修昔底德“认为人总是人，古往今来‘人性’总是不变的，因此历史也总是重演的。这就导致了历史循环论，是错误的。”

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修昔底德虽较少直抒议论，也几乎不谈普遍的东西，但是用对事件、过程的叙述本身呈现对于国家、政治、人民、历史、战争等等人类事务的普遍和永恒的真理，所以，他是“不动声色的教育家”；而“这部著作的最为显著的教益就在于使我们清醒地估计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的天性一有机会就会一次次地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

古代和近代有些作家们怀疑第八卷不是修昔底德的作品。有人说，这是他的女儿的作品。但是这不象是女作家的文笔；如果他的女儿能够写出这种作品来的话，她应当不会隐藏她自己的名字，并且她也不可能只写过这一卷书，应当还写了其它著作。但是她没有其它作品留传下来。有人说，这是色诺芬的作品。但是色诺芬的文笔平淡，而修昔底德的文笔豪放。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出身于雅典富有的显贵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据传曾师从哲学家阿那克萨格拉斯和修辞学家安提丰，而立之年已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卓越的史才。当时正是雅典文化上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的政治演说，爱斯契留士、幼里比德、苏福克利等人的戏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诡辩学派的哲学，对他都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