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嚭[pǐ]（？—前473年，一说前473年以后），伯氏，名嚭（一名否），春秋后期吴国大夫。吴王夫差时任太宰，又称太宰嚭、太宰否。

伯嚭出身楚国贵族，本是楚国名臣伯州犁之孙。父亲郤宛，是楚王左尹，他为人耿直，贤明有能，深受百姓爱戴，因此受到了少傅费无忌的忌恨进谗，被贪得无餍的楚令尹（国相）子常所杀，并株连全族。

但伯嚭竟得侥幸逃离。他听说另一位遭楚迫害的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便立即赶来投奔。伍子胥也出身于楚国贵族之家，其父伍奢曾为楚平王的太子建当太傅（即辅导太子的官）。后来，因为奸臣费无忌诬陷他和太子建策划谋反，楚平王怒而囚伍奢，并派人追杀太子建。太子建闻讯逃往宋国。楚平王又听从费无极的谗言，令伍奢召回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子胥)，以便一网打尽。伍尚忠厚尽孝，应召自首。子胥则逃离楚国，以图报仇。经过许多周折，子胥终于出昭关而至吴，受到吴国公子光信任，子胥向公子光推荐勇士专诸，为公子光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于是自立为吴王，即为阖闾（公元前514年—前496年在位）。此后子胥便被聘为行人（官名，掌管朝觐、聘问、出使等事务），参与国政。

伍子胥与伯嚭虽无私交，但是因为遭遇相似，同病相怜，就将他举荐给吴王阖闾。吴王阖闾高兴地接见了这位满怀深仇大恨的青年。在盛大的宫宴上，吴王若有所思地询问伯嚭：“寡人之国僻远，东滨于海侧。闻说你父亲遭费无极谗害，被楚相暴怒攻杀。而今你不以吾国僻远，投奔来此，将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呢？”伯嚭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我不过是楚之一介亡虏。先人无罪，横被暴诛。听说大王您收留了穷厄亡命的伍子胥，所以不远千里，归命大王。大王您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万死不辞！”吴王听罢颇为伤叹。

当时陪宴在场的吴大夫被离，却对伯嚭很不放心，轻声询问伍子胥说：“您以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坦然以答：“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么？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南日而熙，谁能不爱其所近，而不悲其所思呢？”被离则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提醒子胥道：“您只见其表，不见其内。我看伯嚭为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定会受到牵累。”伍子胥不以为然。最后在伍子胥的大力举荐下，阖闾收留了伯嚭，任伯嚭为大夫，让他与伍子胥一起图谋国事。

而此时的伍子胥却没有料到被离的话会在日后应验。正是眼前这位穷途末路的伯嚭，时过三十年后，真就贪赃擅权，像费无极谗害他父亲一样，将苦苦撑持吴国大局的他，残害致死！

当然，此刻的伯嚭，实在还没有在吴国站稳脚跟，也谈不到怀有多大的贪欲。他亡命异国，家仇未报。心中翻腾着的，还只是如何仰仗吴国之力，出师伐楚，以一雪父死、族灭之辱。所以对伍子胥不仅恭敬相从，而且同舟共济、出谋划策，朝夕为训练吴师尽力，配合得倒也十分默契。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应子胥、伯嚭复仇伐楚的请求，重用孙武为大将，子胥、伯嚭为副将，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五战五捷，攻入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江陵)，“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楚昭王仓皇逃奔随地(今湖北随州)。这一役，几乎使堂堂楚国陷入绝境，不得不迁都于鄀（今湖北钟祥西北）以避其逼。吴之声威，由此远震中原诸国。

楚国势危时，楚臣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大受感动，便派兵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间，在稷地(今河南省桐柏县境)打败了吴兵。

孙武、伍子胥审时度势，看到秦楚联合，吴军不利，便劝吴王以退为进，与秦通好。伯嚭却贪功恃大，自告奋勇地请战：“我军自离开东吴，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如今一遇秦兵，就令班师，未免太胆怯了。臣愿甘当军令，领兵一万，定能杀得秦兵片甲不回。”阖闾赞赏他的勇气，就令他领兵出战。伯嚭率军直驰入敌阵中，结果被一截为三，首尾无法照应。伯嚭大惊，左冲右突，却不得脱。幸亏子胥领兵来救，将他从围困中解救出来。相传孙武曾恼恨伯嚭刚愎自用，便对子胥说：“伯嚭为人，矜功自任，以后必为吴国祸患，不如乘此兵败，以军令斩之。”子胥却念及伯嚭也是想为国效力，而且在伐楚战役中建有巨功，便奏请吴王赦免了伯嚭的丧师之罪。

当吴王阖闾伐楚入郢之际，他的一个潜在对手越国，则乘吴国后方空虚的良机，发动了“伐吴”战役。历史由此翻到了“吴越之争”的新的一页。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因为攻楚时相邻的越国常来袭击骚扰，心中恼怒，便下令伐越。越王勾践迎击，双方在欈李（今浙江嘉兴西南）爆发了一场著名决战。勾践先以敢死之士冲击吴军，又以“罪人之行”在阵前“自刭”激励士气，乘势大破吴军。越将灵姑浮以戈击吴王阖闾，伤其大脚趾。阖闾退师，死于离檇李七里之遥的陉地。他的儿子夫差继立为王，任命伯嚭为太宰。太宰，掌管王家内外事务，因为与王室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很有权势，易受宠信。夫差为报父仇，大力整饬军旅，积极备战。并且派人朝夕立于庭门，每逢夫差出入，就向他发问：“夫差！你忘记越王的杀父之仇了么？”夫差即大声回答：“呵，我怎么敢忘记！”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见时机成熟，就调遣了全国的军队，以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取太湖水道攻打越国，双方激战于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西山）。吴军耻丧先王，誓死图报，夫差更是亲立船头，秉袍击鼓，全军勇气倍增。恰好北风大起，波涛汹涌，吴军大舰顺流扬帆而下，俱用强弓劲弩，箭如飞蝗。越兵迎风，无法抵敌，大败而走。逼得越王勾践仅以五千甲兵固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越之危亡已系于一发。

勾践在万般无奈之中，只能卷甲求和。他派了一位娴于辞令的大夫文种作全权代表，入吴求和，“膝行顿首”而告吴王：“大王您的亡臣勾践，派在下文种转告您之执事：倘能允许讲和，勾践请为您之下臣，妻子作您之下妾。”吴王夫差正在洋洋得意之中，很想就此答应了事。不料侍立一旁的伍子胥却站了出来：“大王！这次打败越师，乃是上天要把越土赐予我吴国呵！千万不可答应讲和！”夫差被伍子胥一语点醒，登时沉下脸来。求和谈判陷入难以缓解之僵局，文种只好还报勾践。

越王勾践得知求和不成，当即明告臣下，先杀自己妻、子，再烧毁王宫宝器，然后与吴师拼命、“触战以死”！在这危急关头，大夫文种向勾践献谋：“吴国太宰伯嚭，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同朝却志趣不合。吴王敬畏子胥而亲信伯嚭。若能私下以财色结其欢心，使其言于吴王，则和议事成。”

勾践一听不错，立刻派人在内宫挑选美女八名，连同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让文种暗中登门拜见伯嚭。伯嚭起初听说文种求见，并没在意。可是当他的随从禀告他说文种是携重礼而来时，立即下令召见。等文种进到营中，伯嚭又“倨坐以对”，神色傲慢。文种跪着致词道：“寡君勾践，年幼无知，开罪吴王，如今愿作吴臣，又恐吴王不受，故遣文种来拜见太宰，望太宰能在吴王面前美言。”说着，将礼单呈上。

此刻的伯嚭，经过二十年之苦心经营，早已不是当年那位志在复仇而勤于国事的规矩大夫了。他官至太宰，成为“万官之长”，权势之显赫已无以复加。作为先王阖闾的托孤大臣，他也完全可以把骄横而缺少心机的吴王夫差，玩弄于股掌之上。唯一不能令他满足的，便只有对财货的贪求和年轻美貌女子的馋涎了。当文种将一大批金光闪闪的宝器堆在他面前，再把八位花枝招展的美女唤上堂来时，伯嚭那鹰隼般贪锐的目光里，顿时溢满了痴迷、淫邪的喜色。

伯嚭虽然内心欢喜，外表却又假装正经道：“越国旦暮且破，越国所有的财富还怕不全归属吴国吗?你们仅仅用这点礼物，休想收买我。”文种明白他贪心不足，便以攻为守道：“越兵虽败，但还存有几千精兵，仍可力战，即使战败，越国也会焚烧库藏，君臣投奔楚国，吴国又能得到什么呢?即使吴国得到越国的财富，大半也会收入王宫，太宰又能得到什么呢?”接着，文种又点明议和后对伯嚭的好处：“若和议事成，越王并非委身于吴王，而是委身于太宰。那么越国所有贡献，都先经过太宰，再进入王宫，那太宰就可独揽越国的财富了。一席话说得伯嚭心满意足，于是以宾主之礼待文种。

世上从来就没有不求回报的贿赂。不过，以如此露骨的形式，诱使对方出卖国家利益，帮助其大敌度过危难的贿赂，恐怕就不太多见了。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接受这样一桩卖国通敌的肮脏交易。伯嚭身为吴之太宰，岂能不明此中利害！然而，他毕竟太贪婪了--而贪婪，则是可以淹没人性中仅剩的任何一点良知的。

第二天一早文种再次拜见吴王夫差。“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则尽入其宝器、倘若您不肯赦越，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焚毁其宝器，率五千将卒与您拼命！”口气之强硬，似乎比第一次求和更有过之。伍子胥当即出谏；“夫吴之与越，世仇之敌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变这种状况。勾践贤明，文种、范蠡更是良臣。倘若让其求和而返回，将留无穷后患。今不灭越，悔将无及！”反对和解的态度，依然激烈而不可更改。

但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太宰伯嚭却一反当初之沉默，出来帮文种说话了；“我听说古代讨伐敌国的，也不过迫使敌国臣服而已。现在越国已经臣服，我们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

就这样一句话，扭转了吴越和谈的僵局。吴王夫差本就志骄气傲 ，不把越王勾践放在眼里。听了伯嚭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当即拍案定局，答应越王求和，把围困会稽的大军撤离而去。

骄横的吴王夫差当然不明白；大凡出卖国家利益的卑鄙行当，往往是以最冠冕堂皇的言辞为掩饰的。他于是受了伯嚭的迷惑，放过了本可消灭的可怕敌人。伍子胥则不同。他深谋远虑，早已洞察了此次放过越王勾践的危害。所以退朝以后，即愤愤地告诉臣僚：“越王得此缓解之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必能卷土重来。二十年之后，我大吴之国，恐怕要化为一片荒沼了！”这也是一个惊人的预言。然而，伍子胥毕竟不知道，使这一幕求和谈判出现剧性逆转的，竟只是文种进献伯嚭的一批“宝器”和八位“美女”！

文种求和事成，回到越国。公元前492年五月，越王勾践为实践求和时许下的诺言，毅然率领范蠡等三百人“入臣于吴”，以作人质。这一举动，简直无异于将自身送到凶残的豺虎口中，谁也无法预料，这一去究竟还有没有归国之日？所以，当群臣送之于钱塘江上时，无不垂涕、流泪而哭、越王夫人身随勾践入吴，当然更觉凄恻。

但勾践、范蠡却似乎颇有所待。因为他们知道：此去虽然凶险万分，但也未必找不到一线转机。最关键的是，早在求和之际，文种就已用宝器、美女，在吴王身边安排了一位可靠的越之“庇护神”他就是身居太宰之位的伯嚭。

当勾践来到吴王庭前拜见夫差时，就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极大风险。勾践“稽首再拜”，刚表明愿“执箕帚”，作吴王扫除之仆的心意，夫差已顿时怀疑起来：“勾践，你难道不再记挂败亡之仇了么？”勾践心中暗惊，脸上却依然恭敬有加：“倘不是大王您宽宏大量，臣当初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又哪敢记挂什么仇怨？”吴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侍立一旁的伍子胥，立即向吴王高声进谏：“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且还要用带丝线的箭射下它来，何况它已栖止在宫池、廊庭之间！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而入我疆土，进我栅栏，这正是送上口来的食物，岂可以放过不吃！”

王庭上下刹时静了下来，越王勾践也不免紧张得涔涔汗出。他似乎有意无意地，盯了吴太宰伯嚭一眼。

伯嚭心中一跳。他原本以为，受了文种的贿赂，扭转了越之求和僵局，就可以抽身事外，再不必管越国的祸福了--那卖国通敌的勾当，实在是罪不可赦的呵！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勾践居然不顾生死，还要到吴国来充当臣仆，真是愚不可及。勾践之命悬于一发，又向自己发出了暗示，他能坐视不救么？倘若勾践横下心来，当堂抖出他卖国通敌的贪迹，岂不要掉脑壳？看来，这卖国的卑鄙勾当。还得再干一次了。他于是越众而出：“大王！伍子胥虽然明于一时之计，却不通长远的安国之道。您没有听说‘诛降杀服，祸及三世’的道理吗？越王既肯臣服，入执仆役之礼，理应好好对待他。大王千万不可听群小的无知之言呵！”

比起伍子胥咄咄逼人的进谏，伯嚭的话无疑更冠冕堂皇，也更动听得多。吴王满意地点头，终于不杀勾践，让他为王宫“驾车养马”。勾践夫人则提汲“给水”，“除粪洒扫”；夜晚均居于石室之中，不得擅离。

就这样一连三年，勾践君臣小心翼翼做夫差的仆隶之臣，居然不露一丝愠怒之色。吴王常暗中登高，伺察他们的行动，也没有发现任何诡秘之迹。夫差放心了，高兴地对随从的太宰伯嚭说：“那个越王，真是个有节之人；大臣范蠡，也是一介贞士！虽然处此穷厄之地，起坐之间仍不失君臣之礼。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了！”

伯嚭却明白：勾践一日不返越国，就存在一日杀身之祸。倘若他伯嚭不能保护勾践君臣的安全，也就难于保证自己的贪赃卖国之罪不被揭露。所以听了夫差的话，他不禁喜出望外：“愿大王以圣王之心，哀怜这些穷孤之土，早日放越王归国才好。俗话说：‘无德不复’。大王您垂仁思于越王，越王岂敢不报答您呢！”吴王正在兴头上，便想下令放归勾践。伯嚭立即将此消息传与勾践。不料伍子胥听说夫差将赦放勾践，急忙入见，以诤言相谏：“大王！从前夏桀囚汤王而不诛，商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回反，祸转成福：商汤反杀了夏桀，文王反灭了殷商！现在大王囚越君而不加诛，臣以为您也受惑太深了，恐怕会重蹈夏、殷之覆辙呵！”夫差有所醒悟，原先准备召见越王的命令，也由此搁置下来，并复有杀勾践之意。不巧此时夫差身染寒疾，认为“禳灾宜作福事”，勾践因而暂免一死。

太宰伯嚭发现形势突变，急将消息透露给范蠡。越王忧心如焚，急催伯嚭从中援手，并答应返国以后送上更多宝器。有此重利，伯嚭焉能不为动心？即以探病为名再谏吴王；“大王！子胥之谏看似有理，其实不然：从前齐桓公北伐山戎，割燕公出境送至之地予燕，博得了莫大美名。宋襄公济河而战，不击不列阵之敌，鲁《春秋》表彰了他的仁义。所谓功立而名举，军败而德存。今大王真能赦越王返国，那可是功冠五霸、名越前古的盛事呵，又何必犹豫？”夫差听了心有所动。

三个月后，夫差之病还未痊愈，勾践从范蠡计，主动请求探视。伯嚭亲作引路人，将勾践带到夫差榻前。勾践忍辱含羞，“取夫差之粪跪而尝之”，并假意祈祷夫差病体早日康复。夫差大为感动，伯嚭乘机在一旁盛赞勾践的忠诚，并促成夫差许诺，放勾践回还越国。

待夫差病好，设宴款待勾践。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忿然，拂衣而出。伯嚭见机，谗言于吴王道：“‘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大王行仁爱事，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子胥离席，是自觉惭愧吧。”夫差点头称是。宴后三日，夫差送勾践归国。

勾践来到三律渡口，不禁仰天而叹：“嗟乎！孤之遭难，谁想到还能生渡此津呵！”不过还有一句话，勾践终于没有说：“倘若不是得到吴太宰伯嚭的庇护，我勾践恐怕早已血溅吴王之庭了！”这句话他当然不能说。因为对吴国来说，贪心的伯嚭此刻已越陷越深，再不能在卖国求贿的泥淖中自拔。伯嚭受越国的贿赂，以自己的贪佞为吴国的灭亡伏下了祸根。

勾践得回越国后，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他自己则“苦身焦恩，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又推行“舍其愆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政策，使得“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勾践还优礼下士，招揽各地人才。这样，经过“十年生聚”，越国实力大增。

而吴王夫差将勾践放回国后，并没注意到勾践在国内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而只是看到勾践表面上恭敬如常，又加上太宰伯嚭“既数受越贿，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夫差也就失去了对越国的防备之心，而逐渐耽于享乐。

一日，夫差问伯嚭何地可以广筑宫室，寻欢作乐。伯额投主所好，建议夫差重建姑苏台，聚集歌童舞女，以尽人间之欢。夫差欣然采纳，越国文种听说此事，立刻通过伯嚭进献良木给夫差，表面上是表示忠诚，实质上是想让吴国因修宫室而内耗民力。果然，夫差得到良木后，大兴土木，弄得吴国劳民伤财，民怨四起。文种又向勾践献计，将西施、郑旦两位美女通过伯嚭进献吴王，使他荒于国事。伯嚭当然乐于做双方的好人，以图中饱私囊。而吴王夫差也从此沉迷酒色，荒淫无度。

不久，越国谷物歉收，文种又建议勾践向吴王借粮，一来济国内之急，二来抽空吴国的储粮。勾践便派文种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就同文种一起拜见吴王夫差。文种保证借粮后第二年丰收之时及时奉还。夫差不顾子胥的阻拦，答应借粮。第二年，越国谷粮丰收，却用文种的计谋，选择了精粟，蒸熟了还给吴王。夫差见其谷种粗大，还以为越国真守信义，下令将粟种分发给国民种植，结果当然是颗粒无收。次年吴国大闹饥荒，夫差还以为是水土不同的缘故。

伯嚭作为吴国的大贪官，害怕的并不是吴王夫差，而是忠贞廉洁的老臣伍子胥。历来的贪官似乎都不怕君王。因为君王高高在上，本就少有能体恤下情和辨察臣下之贤否的。对于他们，贪官自有一整套阿谀迎合、欺瞒哄骗之术与之周旋。

贪官的最可怕对头只有一种，那就是刚正不阿的诤臣。这类官吏人数虽不多，却代表着广大的民意，而且软硬不吃、进贿无门，实在令贪官望而生畏。

吴国之托孤老臣伍子胥，不幸正是这样一位诤臣。他足智多谋，明于治乱，疾恶如仇。在“吴越之争”的许多重要关头，一再与伯嚭争议于吴王廷上，成了伯嚭贪赂卖国的极大障碍。

伯嚭呢，自从在越王求和中收受重赂，一次次欺蒙吴王，帮助勾践度过厄难。由于始终未被发现此中隐秘，胆子便越来越大，贪赃徇私的丑事也越干越多。其贪名远播之处，甚至连孔子弟子子贡，也对他作出了如下评断：“（吴）太宰伯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伯嚭的贪名到了如此沸扬的地步，不免感到紧张起来。倘若伍子胥从中探出蛛丝马迹，发现他暗通敌国的勾当，告之于吴王，他就罪不容诛了。必须要抓住机会，来个恶人先告状，尽早除去伍子胥，他伯嚭才能高枕无忧。

这机会也真被伯嚭等到了。

夫差自从胜越之后，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想到中原去和齐晋一比高下。公元前485年，吴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上攻齐，不能得利。次年夫差受鲁国鼓动，发“九郡之兵”，与鲁军联合，大举攻齐。伍子胥规劝道：“越王勾践不忘吴仇，正轻其征赋、养其甲兵，时时寻找着可乘之机卷土重来。此人不死，必为吴国祸害，现在吴国有越国，正如一个人有心腹疾病一样，而齐国的威胁，却只是疥癣微疾而已；如果大王不先对付越国，而去打齐国的主意，不是错误吗?”吴王没有听从，仍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大败齐军，杀死齐军主帅国书，并慑服邹、鲁两国国君而回国。这样，吴王越来越不相信伍子胥的谋划了。

又过了四年，吴王又要向北攻打齐国。越王勾践率领军队帮助吴王，又用重金奉献太宰伯嚭。请他力阻伍子胥之谏，怂恿夫差赶快伐齐，以利于越国积蓄力量报吴雪耻。伯嚭于是更加尽心替越国讲话，吴王也总是信从伯嚭之言。将要攻齐时，子胥劝谏道：“越国是心腹之患，现在却听信它的虚伪诡诈的花言巧语去贪图齐国，攻破齐国好像得到一片石田，没有用得着的地方。希望大王放弃齐国，而先考虑越国，如果不这样，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然而，此时吴王夫差已是对伯嚭言听计从，而对子胥早生厌恶之心，所以当吴王出师之际，伯嚭向夫差奏请：由伍子胥出使齐国约战。好借刀杀人。不过齐国并没有上当。

待夫差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北）大破齐师，打了胜仗回都后，伯嚭又乘机在吴王面前说子胥的坏话：“伍子胥强硬凶暴，缺少恩德，猜忌狠毒，他的怨恨恐怕会酿成大祸害呢。前次大王想要攻打齐国，伍子胥认为不行，但大王终于进攻齐国并取得重大胜利。伍子胥因为自己的计策没被采用而感到羞耻，竟反而产生埋怨情绪。现在大王又要再次进攻齐国，伍子胥专擅执拗，强行劝谏，败坏毁谤大王的事业，只不过是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自己的计策高明罢了。如今大王亲自出马，调动全国兵力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未被采纳，他因此装病推辞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能不有所戒备，这要兴起祸端是不难的。况且我派人暗中察看他，他出使齐国时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他作为臣下，在国内不得志，在国外依靠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任用，常常郁闷埋怨，请大王早日除去子胥，以防不测！”

其实子胥的托子于齐臣鲍牧，只是为了想保全子嗣，并没有任何通敌图谋。但伯嚭的此次进谗，妙在事出有因又似查有“实据”，夫差自然难以辨明其中曲直。当即勃然大怒，派使臣赐伍子胥“属镂剑”以自杀。

伍子胥接到赐剑自杀之令，悲愤地告诉门下舍人：“我死以后，请将我的眼睛悬挂在都城东门，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的侵入、吴国的灭亡……”于是自刭而死。吴王听说子胥的遗言，大发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鸱夷”形马皮囊中，投入姑苏东南江中。让它在江里飘浮，吴国人怜悯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祠堂，命名为胥山(今江苏省吴县西南)。

一位苦苦撑持吴国社稷的栋梁之臣，就这样被真正“通敌”的伯嚭惨害而死。从此以后，伯嚭似乎可以放手干那贪赃误国的勾当，而不用害怕被揭露了。但他又哪能懂得，当一个国家的忠贞之臣被谗害殆尽之日，其实也就是它在风雨飘摇中即将败亡之时！这即使对于贪官，也决非是什么幸事啊……

吴王杀了伍子胥后，就进攻齐国。齐国姓鲍的大臣杀死他们的国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想要讨伐齐国的叛乱分子，没有取得胜利就离开了。以后两年，吴王召集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在橐皋(今安徽省巢县西北拓皋镇)相会。为进一步称霸，吴王又发兵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并开凿河道，使长江、淮水连结起来，辟出一条通向齐鲁的水道，准备与中原之国会盟。公元前482年，夫差与晋、鲁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吴与晋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不敢与吴力争，吴夺得霸主地位。

然而，吴王夫差为参加黄池之会，称霸天下，尽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见机不可失，乃率大军袭击吴国。勾践亲自督阵，范蠡、泄庸两翼呼啸而至，势如风雨。吴军老弱，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越国是多年练就的精兵，弓弩剑戟，十分劲利，又积数年之耻，人人奋勇，以致大败吴师，杀死吴太子。此时吴王夫差正在黄池与诸侯争论，连日不休，忽然有使者来报：“越兵入吴，杀太子，焚姑苏台，吴军危急。”夫差大惊，伯嚭拔剑，砍杀使者，夫差惊问为何，伯嚭强作镇定，答道：“不知虚实，留下使者泄漏风声，于争霸不便。”夫差心惊胆战，记挂都城，却又不敢泄漏半丝惧色。等会盟结束，夫差立即班师回国相救。途中告急报告不断，吴军将士记念家人安危，心胆俱碎，加上远行疲惫，全无斗志，与越军交战，一触即溃。夫差忧急交加，喝斥伯嚭道：“你保证越王不会反叛，故听从你的建议放还越王，如今之事，你必须给我去向越王请成和议。否则，杀子胥的剑当用来杀你。”

伯嚭强忍恐慌，硬着头皮来到越王军前求和，礼数全同以前越王臣服之时。勾践见当时还未到完全灭掉吴国的时机，又考虑到吴国业已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便许成和议。

这可以说是“吴越之争”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强梁一时的吴王，当年曾得意洋洋地让勾践献上“重宝”以谈和；而今，他却反而要送去“厚币”向勾践求和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当然都得归功于太宰伯嚭，倘不是由于他的贪贿、纵敌和谗贤，又安能有此局面出现！

此后的历史进程，节奏就快得多了：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再次率师伐吴。夫差见越国再次大兵压境，更加恐惧。此时伯嚭托称有病不出。越王勾践迫使夫差自杀后，进入姑苏城，上据吴王旧宫，百官称贺，伯嚭也在朝列中，自以为以前曾于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因此面有得色，向勾践拜贺。勾践却下令诛杀伯嚭，罪名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与越国勾结）也”。

但是，根据《左传》，伯嚭非但没有被越王勾践杀死，而且还做了越国的太宰。前471年，鲁国季孙肥曾贿赂伯嚭。

公元前478年，吴越之战夫差便另派使者作罪臣状去见越王，乞求和议。勾践心中不忍，准备答应和议，范蠡立刻反对道：“大王隐忍二十年，为什么就要功成时又要放弃呢?”于是越王勾践拒绝了吴使的求和，令越兵加紧攻城，不久就破城而入。夫差困于阳山，越王勾践准备将夫差贬到甬东(越东都，甬江东也)，“予百家居之”，夫差自叹：“孤老矣，不能事君王。吾悔不用伍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于是自刎而死。临死之际，还令手下将其双眼用三寸帛遮住，说：“我无面目以见伍子胥也！”

孔子弟子子贡评论伯嚭是：“‘太宰否’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在今天的中国江浙一带，多有用“伯嚭”来形容某一类人（多为贬义）。 如作为春秋时期吴国核心区域的苏州、无锡地区便有将恶人、奸佞之徒称呼为“伯嚭”的说法。在宁波话中“伯嚭”指花言巧语、夸夸其谈、好说假话骗取私利的人。金华话中“伯嚭”指善吹牛、爱说空话的人。

一度挣扎在亡国边缘的越王勾践却“卧薪尝胆”，终于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励精图治中东山再起，一举灭吴，史称“三千越甲可吞吴”。在这场戏剧性的历史较量中，伯嚭是一个举足轻重、至为关键却又极不光彩的人物。

伯嚭、伯州犁、郤宛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吴太伯世家》载“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伍子胥列传》载“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由此，伯嚭祖父确是伯州犁。郤宛之名尚在伯州犁之前，若其果为伯嚭之父伯州犁之子，不当如此排列。除此，更有明确的证据说明郤宛并非伯嚭之父：《楚世家》载“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由此可知，伯嚭是郤宛同姓某伯氏之子，并非郤宛之子。

综上所述，伯州犁与孙伯嚭出自郤氏为伯氏，与郤宛同姓却非祖孙三代。

伯宗，晋国大夫，贤而好直言。晋景公六年以“鞭之长，不及马腹”谏止晋攻楚。成语“鞭长莫及”由此而来。周简王夷十年（前576年），栾弗忌之难中，被人进谗言而遭杀害。

伯州犁，晋国大夫伯宗之子，原为晋国贵族，其父伯宗被“三郤”所迫害，奔楚，为楚国太宰。公元前541年，楚国公子围杀死病中的楚王郏敖（公子围的侄子），篡夺王位，改名熊虔，是为楚灵王。因为伯州犁是楚康王（郏敖的父亲）的亲信，楚灵王在杀死郏敖之前先让他到犨、栎、郏筑城，杀死郏敖之后，就在郏杀死了他。

伯郤宛，楚国大夫，楚王左尹，后被楚国令尹囊瓦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