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墓，又称伯乐冢。春秋时一善相千里马的名士伯乐的墓地。经古籍记载的地址为：伯乐冢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的地方，今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伯乐姓孙名阳，春秋时期人，因其善相马，故后人以天上管马的星名“伯乐”称之。现“伯乐”已成为“善于识别人才、无私推荐人才”者的代名词。

在考查伯乐墓真伪过程的早期，却遇到了古籍关于伯乐冢址的记述与现存伯乐墓址不符的问题。古籍记伯乐冢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的地方，而现存的伯乐墓却在成武县城西北18里伯乐集村南100米处，两地相距约50里。究竟是现存的伯乐墓有假呢？还是古籍的记述有误呢？考查的结论是：现存于成武县伯乐集村南的伯乐墓是真的，而古籍的记述有误，误就误在：把本在济阴郡下领县之一的秺县(其与成武县的关系后述)境内的伯乐冢，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名下了。而这种类型的失误在古籍中并不罕见，甚至在今天某些学术专著中还仍然存在着。

说古籍关于“伯乐冢”地址的记述有误，是因为它不符合实际 。《皇览》、《后汉书·注补》、《太平寰宇记》、《兖州府志》等古籍均认定(实际上是后三种古籍沿袭《皇览》说)，伯乐冢在济阴郡定陶县，共有三种古籍更具体说明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的地方。然而事实证明，以上古籍记述不符合实际。

先看定陶县的实际。载有“伯乐冢定陶说”的古籍虽不算少，但定陶县自己的志书上却没有这种记述，定陶人也没有这种传说，也就是说，定陶县从来没有以伯乐冢的所有者自居过。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一是定陶县确实不存在伯乐冢，《兖州府志》说“无可考”，当然无可考，没有的东西怎么考；二是定陶县的近邻成武县境内、离定陶县城仅50里的伯乐集村又确实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伯乐墓。不管古籍上怎么说，对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从来不说有，这正显示了定陶人不唯书只唯实的可贵品格。

再看成武县的实际。在成武县城西北18里处有一个伯乐集村。“文革”前，在伯乐集村南100米处确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墓，该墓名就是“伯乐墓”。当时墓高约3米，墓基直径约10米。对这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墓，周边几十里的群众都知道。1958年前，伯乐墓前还有一通明万历年间立的碑，该碑毁于1958年的“大跃进”。墓的地表上封土在“文革”中被铲平。其后墓址之上种上了庄稼，在一次灌溉中，墓址处还出现过一个注不满的吸水漩涡。今在原墓址处重新封了一个坟子，但比原来的小多了。

伯乐集村村名是历史上留下来的，1830年成武六修县志的时候就有了。该村在1984年前是伯乐集人民公社管委会驻地，现为伯乐集镇人民政府驻地。

伯乐集村村民约有一半姓孙，他们口碑代代相传，都认伯乐是他们的“老爷爷”。“老爷爷”的称谓是当地方言，含义有二：一专指曾祖父；二泛指很久以前说不清哪一世的老祖宗。可以肯定，伯乐集村孙姓族人是伯乐的后裔。“文革”前他们每年清明节都上伯乐墓给老爷爷烧纸；平时说话还避“伯乐”之讳，把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改为“千里马常有而老爷爷不常有”。

总之，定陶和成武两县的实际情况证明，古籍“伯乐冢定陶说”是错误的。而成武县伯乐集村村南的伯乐墓是真的。现让我们对上述古籍失误的原因进行分析，这对证明本文的观点将更有说服力。

前边已述，古籍关于伯乐冢址记述的失误就在于：把本在济阴郡下领县之一的秺县境内的伯乐冢，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名下了。看来，欲弄清古籍失误的原因，应从了解济阴郡、定陶县、秺县、成武县的基本历史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济阴，因地处济水之南而得名。济阴郡，是长期(约930年)存在于今菏泽市辖区内高于县级的一个行政机构，其治所约有650余年在定陶县城。(《菏泽地名》)

定陶，最初称“陶”，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知名度非常高的地方。原始社会末期，尧、舜在此活动过；夏、商两代其境内有三鬷国；周初武王封其同母弟振铎于此建曹国，以“陶”为国都；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灭吴后，以“陶”为“天下之中”而来此定居(定陶“之名由此而来)。秦置定陶县。在自西汉，经东汉、三国……直到今天共2200余年间，定陶县城先后十次为王国都城，长期(包括两汉和三国)为济阴郡治所，为县衙(政府)驻地长达1800余年之久。秺县，汉置县。西汉时，秺县与定陶县、成武县同属于济阴郡(治所在定陶)。秺县约存200年，于东汉初废入成武县，作为成武县内的“城”继续从属于济阴郡。(见《汉书》、《后汉书》)。

关于古秺县城址。根据文物出土的地理位置和《曹南文献录》，参考《水经注疏》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书，古秺县城址在今成武县城西北25里一带，即在伯乐墓西北7里的地方；换言之，伯乐墓在古秺县城东南7里处。二者同在今成武县伯乐集镇辖区内。

根据上述伯乐墓和秺县城址的相互方位和距离，对于伯乐墓址的记述理当以秺县为坐标原点，应记为“伯乐冢在秺县郭外东南二里所”，这样就可以说完全符合实际了。

然而，当三国魏国的诸臣们编写《皇览》一书时，秺县废除已200余年了。如果说秺县县城在秺县被废除不久，作为成武县内的“城”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到了三国时期，很可能连“城”也不存在了。而定陶就完全不同了，历史悠久，曾为“天下之中”、知名度很高的定陶，不但作为县、而且作为济阴郡治所继续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秺县的消失，“伯乐冢在济阴郡秺县郭外东南二里所”，逐渐变成了“伯乐冢在济阴郡东南一(或二)里所”；又因为济阴郡治所在定陶县，所以最后变成了“伯乐冢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所”。一句话，本在济阴郡秺县的伯乐冢，因为秺县的消失而直接归在济阴郡治所定陶县的名下了。这种类型的失误，即把本在某郡某县的某物，因该县废除而直接归在该郡治所所在县名下的失误，在古籍并不罕见，甚至在当今某些学者的专著中仍然存在。山东省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姜太公本传》一书中就有一例，该书解说“雷泽”曰：“雷泽就是雷夏泽，在今定陶县地”。

说雷泽在今定陶县地，错完了。雷泽既不在今定陶县地，也不在古定陶县地，而在古成阳县地(《汉书·地理志》)。即在今鄄城境内东南方向的“菏泽电厂水库”一带。古成阳县城在今鄄城东南50里与菏泽城东北60里交界处胡集村一带(《菏泽地名》)；雷泽在成阳县城西北一十余里(《水经注疏》)。成阳县和定陶县，一在菏泽东北，一在菏泽东南，两县相距约90里，自汉至晋长期并列同属于济阴郡，但两县之间从未有过隶属关系。因此，在成阳县的雷泽绝对不会跑到定陶县去。所以，把本在济阴郡成阳县的雷泽，说成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其失误性质，与古籍关于伯乐冢定陶说的失误是一样的。

《姜太公本传》的上述失误，源于三国魏国人如淳对《汉书》的一条注释。如淳注：“成阳在定陶”。定陶曾多次为定陶国的都城或济阴郡的治所，因此，如果说成阳在定陶国或济阴郡，那都可以。但说成阳在定陶就不行了。这正像我们可以说成武在原菏泽地区、在今菏泽市，而不可说“成武在菏泽”一样。如淳的失误在于：混淆了“定陶”(一般指“县”或“城”)与“定陶国”、“济阴郡”的质的区别，从而把成阳与定陶的并列关系误当成了成阳对定陶的隶属关系。

如淳对《汉书》的这条注释为南朝宋人斐骃在《史记·集解》中所引用，同一处《史记·集解》又引徐广语注“雷泽在成阳”(这是对的)。既然“雷泽在成阳”，而“成阳”又在“定陶”，那“雷泽”理所当然地也就随着“成阳”在定陶了。

总之，像上述把某郡某县的某物，因该县的废除，或因把该县与该郡治所所在县的并列关系误当成了隶属关系，从而直接归在该郡治所所在县名下的失误，古今书籍均不乏其列。所以，以《皇览》为代表的几种古籍，把本在济阴郡秺县的伯乐冢，因秺县的废除并永远消失，而直接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名下的失误，也就完全可以解释了。

成武县有伯乐村，伯乐村有伯乐后裔，伯乐村前有伯乐墓；伯乐故里在成武县，伯乐故里在菏泽市，这既是成武县的骄傲，也是菏泽市的骄傲。开发伯乐文化，弘扬伯乐精神，这既是当前“突破菏泽”的现实需要，也是我菏泽市每个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