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

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

第三百零五条规定，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行为主体必须是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本罪行为主体中的证人应当包括被害人。被害人违背事实，否认自己的法益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也可能成立伪证罪（告诉才处理的案件除外）。此外，在排除非法证据和涉及自首、立功认定等场合，相关的侦查人员、监管人员、检察人员也符合本罪的“证人”条件。例如，原本某项对案件有重要关系的口供系刑讯逼供所得，应当予以排除。监管人员知道真相却在法庭上作伪证，谎称侦查人员没有刑讯逼供的，也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可能同时触犯其他罪名）。

（2）行为人必须作了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虚假”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捏造或者夸大事实以陷人入罪；二是掩盖或者缩小事实以开脱罪责。

伪证行为的方式没有限制，如在口头陈述中作虚假陈述，在文字鉴定中作虚假鉴定，不记录或者擅自增添重要事实，删除录音录像中记录的重要事实，在笔译或者口译中作虚假翻译等。伪证行为不限于作为，证人在陈述时，对自己记忆中的事项全部或者部分保持沉默，使整体上的陈述成为虚假陈述时，成立不作为的伪证罪。但是，纯保持沉默而不陈述的行为，不成立伪证罪。关于证人作虚假证明中的“虚假”的含义，外刑法理论上有不同学说。主观说认为，证人应当原封不动地陈述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靠性的判断则是法官的任务。因此，按照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陈述的，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也不是虚假的；反之，不按照自己的记忆与实际体验陈述的，即使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也是虚假的。客观说则认为，只有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才是虚假的。折中说认为，违反自己体验的陈述，在行为（作证）时能评价为违反了客观真实时，才成立伪证罪。据此，成立伪证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陈述的内容违反自己的体验，而且在行为时具有客观的虚伪性。折中说与客观说似乎没有重大区别。如果联系主观内容考虑，虚假应是违反证人的记忆与实际体验且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陈述，如果违反证人的记忆与实际 体验但符合客观事实，就不可能妨害司法活动，不成立伪证罪；如果符合证人的记忆与实际体验但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则行为人没有伪证罪的故意，也不成立伪证罪。

（3）必须是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这里的案件只限于刑事案件。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是指对案件结论（包括实体结论与程序结论）有影响的情节，即对是否构成犯罪、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量刑的轻重具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所以，就本犯（刑事诉讼中的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作伪证的，也成立本罪。伪证行为只要足以影响件结论即可，不要求实际上影响了案件结论。

（4）必须在刑事诉讼中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一般是在立案侦查后、审判终结前的过程中作伪证，但对“刑事诉讼”应略作扩大解释。例如，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取决于其是否造成了轻伤以上的伤害。而安机关在决定是否立案时，常常首先作伤情鉴定。在此阶段，鉴定人将轻微伤鉴定为重伤的，宜认定为伪证罪。在诉讼前作虚假告发，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成立诬告陷害罪。

责任要素除故意外，还要求有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意图。不过，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作了虚假陈述，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上述意图。证人因记忆不清作了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证明、鉴定人因技术不高作了错误鉴定、记录人因粗心大意错记漏记、翻译人因水平较低而错译漏译的，均不成立本罪。

伪证的主要方式有：

（一）对案件事实做虚假陈述；

（二）对有关证据做虚假辨认；

（三）伪造证据；

（四）故意做虚假翻译等。

对于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工作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或者业务水平有限而提供不正确的鉴定、记录、翻译的；以及由于对于案件真实情况一知半解，认识不准确，或者道听途说而传闻作证，从而提供了虚假证明的，因不具备伪证的主观故意，不构成伪证罪。对于虽有伪证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应认定为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1月30日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以伪证罪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1）伪证行为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轻罪重判的；

（2）伪证行为足以使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或者重罪轻判的；

（3）伪证行为造成冤、假、错案的；

（4）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经济犯罪分子销毁罪证或得制造伪证的；

（5）出于伪证行为致使他人自杀或精神失常的；

（6）伪证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这两种犯罪都有陷害他人的故意，两者的区别是：

（1）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而后者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2）前者的行为是在侦查、审判中发生的；后者的行为是立案侦查之前实施的，并且是引起案件侦查的原因。

（3）前者是通过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等手段实现的；后者则是作虚假的告发。

（4）前者只是在个别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上，提供伪证；而后者则是捏造了整个犯罪事实。

（5）前者的目的可能有两种：既可以是陷害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而后者的目的只能是陷害他人，使无罪者受到刑事处分。

这三种犯罪的行为人，在作虚假证明，为犯罪分子隐匿罪证方面极为相似，目的都是包庇罪犯。其区别主要在于：

（1）主体要件不同。伪证罪是特殊主体；后两种包庇犯罪是一般主体。

（2）实施犯罪的时间不同，伪证罪只能在侦查、审判阶段实施；后两罪则可以在犯罪分子被逮捕、关押前实施，也可以在被逮捕、判刑之后实施。

（3）犯罪的内容不同。伪证罪掩盖的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犯罪情节；后两罪所掩盖的可以是全部罪行或者重要犯罪事实。

（4）包庇对象的情况不同。伪证罪包庇的是在侦查、审判中，未被逮捕或者未被判决的未决犯罪嫌疑人；后两罪所包庇的可以是未决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是已决犯人，或者是服刑中逃跑的犯罪分子。

陈如某、赵爱某受贿；叶红某伪证抗诉案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类型：刑事再审

被告人　陈如某，男，48岁，原系浙江省某市经济协作公司副经理。 　　

告人　赵爱某，女38岁，原系某市物资再生利用公司职工（陈如某之妻）。 　　

被告人　叶红某，女，25岁，原系某市袜厂工人。 　　

1991年9月2日某市人民检察院认定陈如某，赵爱某犯受贿罪、叶红某犯伪证罪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认定上述被告人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赵爱某的亲戚袁世某与张志某等人合股购买“浙定付机”173号船后，通过赵找被告人陈如某联系，要陈帮助其介绍运输业务。1986年9月，被告人陈如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浙定付机”173号船介绍一笔水泥装运业务。同年11月，在被告人陈如某的促成下，布经济协作公司租用“浙定付机”173号船，从事冬汛冻鱼运输业务。期间，被告人陈如某伙同赵爱某先后三次收受该船船主袁世某和张志某“感谢费”人民币1000元、3000元、2000元。 　　

1986年12月至1988年2月，被告人陈如某利用担任市经济协作公司业务科长的职务便利，将公司的主要运输业务交由“浙定付机”173号船承运。1987年春节期间，船主袁世某、张志某为从经济协作公司得到长期运输业务，请被告人陈如某入股。陈、赵二人同意入股，但未交股金。1989年5月，被告人陈如某、赵爱某收受袁世某、张志某以“入股分红”名义送的贿赂款人民币38800元。

被告人陈如某、赵爱某将收受的贿赂款以“俞阿伟”、“小芬”等名义投入其亲戚吴国君办的塑料厂，赵爱某委托叶红某代管借贷凭证、支取利息。在陈如某、赵爱某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被告人叶红某按事先与赵爱某串供的口径作伪证，隐瞒事实，隐匿上述凭证，企图为被告人陈如某、赵爱某开脱罪责。 　　

1991年12月5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1991）舟法刑字第15号刑事判决：陈如某犯受贿罪，系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赵爱某犯受贿罪，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6年；叶红某犯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收缴赃款518元，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陈如某、赵爱某、叶红某均以不构成犯罪为由分别提出上诉。 　　

1993年6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受贿罪改判陈如某有期徒刑2年；以伪证罪改判叶红某免予刑事处分；宣告赵爱某无罪。改判没收赃款5千元，上缴国库。 　　

二审判决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定性错误，量刑不当，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1994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书指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法律依据尚不充分”为由，不认定被告人陈如某的主要犯罪事实，宣告被告人赵爱某无罪的二审判决是错误的。 　　

1、二审判决认定“陈、赵与袁系亲戚关系，二被告人收受三笔钱虽属事实，但要认定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收受贿赂的法律依据尚不足”是错误的。“入股分红”款38800元是在被告人陈如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大部分运输业务交给“浙定付机”173号船，自己既未投入股金、也未投入技术和劳务的情况下取得的。袁世某出面送的第一笔款1000元，目的是为“感谢”陈如某为其介绍了运输业务，并想得到长期运输业务。以上两笔款项是船上合股人的共同财产，而非袁世某一个人所有，权钱交易明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1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第3条第（2）项的规定，对被告人陈如某收受上述两笔款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 　　

2、二审判决认为“要认定赵爱某为受贿的共犯，法律依据尚不充分”是错误的。赵爱某要被告人陈如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袁世某、张志某联系运输业务，促使“浙定付机”173号船为市经济协作公司租用。贿赂款都是被告人赵爱某出面收受的，有时陈如某在场，由赵爱某收下；有时是赵爱某收下后告诉陈如某。赵爱某伙同陈如某先后收受贿赂1000元、3000元、2000元和38800元，数额巨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的规定，应以受贿共犯论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二条第（二）项、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3］浙法刑上字第1991—436号刑事判决中对陈如某量刑，对赵爱某宣告无罪部分；维持对叶红某的定罪免予刑事处分部分。 　　

二、原审被告人陈如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三、原审被告人赵爱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四、陈如某、赵爱某受贿所得赃款43800元人民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995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被告人陈如某、赵爱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陈如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从重处罚；赵爱某积极协助陈如某完成受贿行为，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处罚；被告人叶红某在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明知为被告人陈如某、赵爱某代取利息的本金系陈、赵收受贿赂款，仍故意作虚假证明，以达到隐匿赃款的目的，其行为已构成伪证罪，应予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理由成立；认为陈如某、赵爱某为“浙定付机”173号船介绍水泥业务，收受好处费1千元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不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陈如某、赵爱某收受袁世某、张志某人民币38800元不以定罪处罚及不认定赵爱某系受贿共犯，改判陈如某有期徒刑二年，宣告赵爱某无罪，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伪证、伪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