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尖刻花园”“青花瓷片”“鲜花木梯”“七月之光”4部分，内有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对田园生活的生动描写，有基于日常生活经验所提炼的某种具有一定高度的抽象的哲理。如《归去来兮》中，诗人的意识与山水融合，带有隐逸的色彩，表达了诗人对世俗的摒弃和厌恶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南田生活指南》中，育邦似目睹了
刘基归园田居的生活，“当山樱花开满山涧时/他把权柄遗弃在人群中/回到南田，栖迟故里”。
该书很多诗作的题目像是对古诗和文人传统的致敬，这是读者所熟知的山水诗、登临诗、致友诗、记游诗、夜游诗，以及咏史诗、怀古诗、拟古诗，比如《富春山居图——过黄公望隐居地，兼致立波、陈铿兄》《访佛陀庵遗址，拟戴本孝而作——与朝晖兄访清画家戴本孝遗迹，戴曾在此庵小住》《叶小鸾——过午梦堂遗址，兼呈苏野》《登南北湖鹰窠顶》《夜访七曲山大庙》《夜访鸠摩罗什寺》《过永慧禅寺，遇虚谷上人墓》《拟古——访常熟破山寺》等。于这些纸上的山水云林，读者遇到了一个频频“登山”“临水”“夜游”“送别”“怀友”“拜谒”“物伤”的人，读者恍惚会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我背负木剑/从世界的另一边/乘船归来”（《返乡》）。因此，诗歌承担了一种文化回溯和诗人原型幻想的功能，也因此携带了“过去生活”的部分根系，“有时候，我有一点幻觉：在我的人生中，开始稍见属于自己的‘般若’，从愚痴的迷雾中走出了一小步。有人说，写诗是一种修行，我深以为然。如果这一行为剔除它的社会性和文学性，那么剩下的只不过是你喜欢而已”。
“山水之道”或“山水之乐”与“诗人之心”是相通的，二者呈现了相互打开、彼此校正的精神结构。从诗歌作为替代性生活和精神趋向来看，育邦可以被视为“抄古逸诗”层面的“自然诗人”“山水诗人”“行吟诗人”，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因为精神词源和空间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隐逸的林壑已沦丧”。如果这样类型或旨趣的诗歌仍然保有了开放的视野，并容纳了复杂的现代经验以及活力和效力的话，那么其写作难度就更大。显然，育邦的诗歌在较大程度上就属于此类——这些诗在他的博客上被整体归类为“诗意生活”，而“不确定的经验在血液里游荡”则能够激活诗歌作为精神共时体的结构。词语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是互相打开的，这需要的是一个诗人的精神能力、求真意志，以及襟怀。结合到时代语境，这更需要诗人将“废墟”和“黑夜”转换为“山水之心”“山水宗教”。
诗人在终极叩访的意义上呈现了共时性的精神命运共同体。诗歌附着文人精神和文化想象的难度在现代是越来越大了——这近乎是“被废黜的星辰”（《停云——拟陶渊明而作》），因为人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世界观，以及自然空间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自然山水的童年期已经结束，这个时代不再可能有
徐霞客这样的行者和“游吟诗人”，这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缺少行走的人，而是缺少具备现代思辨意识和精神发现能力的诗人。“树下，道路尽毁/谜语般的冰少女/未留下任何遗嘱/消融在残山剩水间/燃灯者彻夜未眠/在孤独、泪水与醇酒中徘徊/在山谷中重返童年”（《秋天的高度》）。毫无疑问，寄情自然、山水比德的徐霞客时代和山水乌托邦社会一去不复返，不只是在中国如此，世界范围都发生了大致相同的情形。但是，“在时光的溃败中”和“残山剩水”间又偏偏会有异端者和“旧式人物”站出来并行走于山水和旷野，那是灵魂和记忆的最后依凭和乌托邦。这是同时展开的“个体乌托邦”与“现实及物化”的混合，是自我和他者的龃龉。
育邦，著有《少年游》《潜行者》《附庸风雅》《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吴敬梓》《忆故人》《伐桐：育邦诗选》《
止酒》等十多部作品。诗歌入选《新华文摘》《大学语文》及《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曾获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扬子江诗学奖、中国诗歌网“2019-2020年度十佳诗人”、诗刊社陈子昂诗歌奖、2021年度青年诗人奖等奖项。入选“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青年诗人2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