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任毓庆宫行走，为溥仪帝师，教习满文，后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
伊克坦生活俭朴，存了点钱购置了一些房产。晚年多病，性格变态，不是发脾气就是生闷气，每日靠饮酒麻醉自己。到1922年9月26日病逝时，已经病了三年。享年五十八岁。而他的学生溥仪在两个月后举行了婚礼。
有请
达海从祀文庙者，伊克坦以达海创定国书，翻译经史，有功圣教，允宜附祀，即为代奏，略言：“学官立於汉京，而配享实始於唐代，宋、元以来，迭有增祀，大率以阐明圣学，有功经训为断。汉儒
许慎，特因《说文解字》，功在经籍，专隆升祔。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指授
文臣创立国书，传译经史，宣布文教，尤极千古未有之盛。夫国书字体，创自文臣额尔德尼及噶盖等，而仰承圣意，汇集大成，详定颁行者，实唯儒臣达海。达海以肇造贞元之佐，擅闳通著述之才，历相两朝，瞻言百里。其初奉命详定国书，重加圈点，发明音义；又以国书汉字对音未全，於十二字头之外有所增加，而国书之用乃广。复定两字切音之法，较之汉文切音，更为精当，而国书之制乃备。翻译经典，昭示群伦，功不在传经诸儒下。
崇德十年，既蒙赐谥文成，康熙九年，复奉赐文立碑，隆德报功，永受恩泽。旋有学士阿理瑚奏请从祀文庙，礼臣复奏，以为创造国书，
一艺之长，不当从祀，未经议准。查达海详定国书字体，实禀太宗指示而成。作者为圣，述者为明，非唯羽翼六经，抑且昭示百世。部议谓仅一艺之长，实未深知大体。达海於圣经有表章之力，於后学有津逮之功。方今
宗学、旗学兼重国书，并奉旨特设满蒙文学堂於京师，奉省亦经奏立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揆诸古者释奠祭师之谊，达海应得附祀，核与汉儒许慎从祀之例亦属相符。仰恳俯准达海附祀文庙，并请敕建专祠於盛京，以昭矜式。查盛京东门外尚有达海茔墓，榛莽荒芜，碣碑剥落，并请敕下所司修治看护，用示朝廷崇尚实学、荩念儒臣之至意。”
又代陈典学事宜，略言：“伏读
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谕：‘帝王御宇膺图，咸资典学。我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而好古敏求，六十馀年孜孜不倦。’又喜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谕：‘帝王之学，在於贯彻天人，明体达用，以见诸施行，与经生寻章索句者不同。’仰见列圣相承，重视典学之至意。我皇上睿哲性成，聪明天纵，冲龄践祚，洪业肇基，当此春秋典学之时，实为圣敬日跻之始，伏维监国摄政王薰陶德性，辅养圣躬，慎选侍从，左右将护，亦既渊冲翕受，法戒靡遗。唯是皇上一念之张弛，系万机之治忽；一朝之规制，系薄海之观瞻。有不得不慎之又慎者，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一，请崇圣学。《易》端蒙养，《礼》重师教，《书》述逊敏，《诗》颂缉熙，圣学精微，非寻常科学范围之所能及。
宋儒有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与我仁宗睿皇帝典学之谕用意正符。今我皇上典学之初，应定教学科目，自应会通今古，融贯中西，不可拘於旧例。伏乞简派儒臣，详细筹订，鉴成宪，酌时宜，毋徒陈进讲之空文，毋虚循延英之故事，庶足以开张圣听，裨益亶聪，以立圣学圣治之基。一，请择贤傅。旧制师傅向以大臣选充，期於老成典型，成就
君德，然或入官从政，讲学非其所长。老师大儒，潜德隐而勿耀，而教育精深，尤非研究有素，不能取益。拟请敕下内外大臣，各举所知，勿拘资格，略仿乾隆十四年诏举经学人员成例，择其品端学粹、教育卓著成绩者，请旨召用，隆以师傅之任，分门讲教，而仍派大臣总司其成，俾专日讲於经筵，不必更劳以职事。其任弥专，其责弥重，其效弥速，使天下晓然於尊师崇儒之意，庶儒林有所矜式，而圣德日进高明矣。一，请肃规制。古者圣王教胄，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我皇上毓德方新，始基宜固，旧制选派
内监伴读，似不足以肃学制而广箴规。拟请改选王公大臣之贤子弟昕夕侍从，斅学相长，并参考学校制度，建设讲堂，陈列图书彝器，观摩肄习，以收敬业乐群之效。以上三事，仅举大纲。我皇上今日之言动起居，罔有勿敬，即异日之立政敷教，罔有勿臧，此尤根本之至计，不可不谨之於渐，而慎之於始者也。伏念朝廷广励人才，振兴教育，侁侁学子，争自濯磨，皇上典学伊始，益宜宏兹远谟，以慰天下士民之望。”
宣统三年，伊克坦与大学士
陆润庠及侍郎
陈宝琛，同奉命直毓庆宫，朝夕入讲，遇事进言，忧勤弥甚。丁巳复辟，润庠已前卒，宝琛为
议政大臣，伊克坦一不争权位，日进讲如故。及事变，誓临危以身殉。伊克坦忠直有远识，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而左右虑患深，务趋避，时复相左。伊克坦忧郁遂久病，日寄於酒。癸亥，卒，年五十有八，谥文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