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仿古铜器。就是艺人们采取一种特殊的工艺手段，将铸造与绘画、雕刻、镶嵌等工艺相结合，仿制出的古代罕见于世、为数甚少的青铜文物，主要用来供人们鉴赏和珍藏。

制作艺术盛行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商朝后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举世闻名”，另外“四羊方尊”和战国时期的“嵌错赏乐铜壶”，也是古代青铜器的精品。潍坊仿青铜器制作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产品主要是仿制爵、鼎、盘、炉以及佛像、鸟兽和人物等。当时一个名叫胥伦的农民，生性聪敏，巧于手工制作，并擅长书画。为了糊口，他铸造假汉印和古代造像，冒充真品，卖给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陈介祺。当陈介祺发现是冒牌假货后，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尽出个人所藏三代青铜器、六朝佛造像、印章等文物，与他共同研讨，以求仿制。经过协作，采用拔腊翻砂法仿制，制品惟妙惟肖，几乎乱真。从此胥伦名扬四方，因其技艺精湛，晚年赴京为国子祭酒王懿荣等铸印，很受器重。此后，仿古铜器在潍坊广为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仿古铜工艺迅速发展，品种已由过去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且在质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上锈工艺，在原来一两种的基础上，增加到出士锈、家藏锈、黑漆锈、鎏银等六种技法，使制品上的斑锈逼真，色泽肖似天成。长保存，颜色不变。潍坊已成为全国重点仿古铜器产地之一。其代表作有“长信宫灯”、“毛公鼎”等，“毛公鼎”原件是清朝同治年间在陕西出土的西同青铜器，曾被当时潍坊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后流失国外。为使这件真品重现，解放后老艺人靠手头上的拓片和其他资料的借鉴，着手研究和复制工作，终于在1982年复制成功。这只仿制的毛公鼎，内壁铸有铭文497字，保持了原件的风貌和神采。“长信宫灯”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文物，也是一件艺术水平极高的 珍品。其造型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坐状宫女，手托圆筒带罩的灯台，灯台底部可以盛水。点燃油灯、时，油烟可以通过连接灯罩和宫女手臂、身躯及盛水底座的圆管而渐渐消失，起到了很好的消烟除尘作用此外，“马踏飞燕”“文王鼎”、“鸡鱼炉”，以及那些小巧玲珑古朴精一致的“观世音”．“笑面神佛”等，都仿制逼真，畅销国内外。潍坊已经把仿古铜艺术和木器嵌银工艺相给合。制作出更多的产品。如“四扇博古挂屏”。

青铜器的制造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的历史。古代“国之大事，在祭与戎”，进行祭祀、征讨等国家大事需要大量的青铜器。先秦青铜器不仅与我国的历史、冶金、文字都有着重要的联系，还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仿古青铜器的出现是人们出于复古宣传传统礼教之目的，或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制，以为郊庙之用。宋代王黼奉宋徽宗之命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编纂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宣和博古图》，其中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自商至唐的青铜器的精华。此书图文并茂，分18类，每类皆有总说，收器凡839件，对后世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政和年间，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

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器物（《元史·祭祀志》）。明代的仿造量规模甚大，流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3300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

作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从入主中原至清中晚期，经历了一个从生活方式、语言文字、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全方位吸收汉文化的过程。清王朝建立后，面对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清廷逐渐认识到，武力征服只能奏效于一时，人心归附才能得益于长久。以康熙帝独尊理学为标志，清廷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雍正帝为摆脱帝位合法性危机的阴影，也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武库中找出“天人感应”的武器，并利用佛教、道教，力图将政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对儒、释、道三家采取了并行不悖、各取所需的政策。乾隆时期，疆域一统，海宇又安，经济发展，清王朝处于全盛时期。乾隆帝大力提倡文治，“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乾隆年间仿《宣和博古图》编纂宫廷收藏古器1436件为《西清古鉴》四十卷，复出《西清续鉴》二卷，后又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对于推动宫廷和达官显贵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代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用途上，还是性质上都截然不同。商周时期，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贵族为了弘扬祖德、刻纪功烈，铸造铜器并记录在铭文中。礼器使用的多寡，更是体现贵族等级制度上下尊卑的象征。到了清代，铜器已失去了这些意义，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器皿，或是人们手中赏玩的艺术品。清代铜器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实用器，如香炉、鼎、瓶、壶、龟、鹤、羊、鹿等，主要用于生活、祭祀及各种仪式中。这部分铜器在造型方面与原器相似，具有商周青铜器的风格，在装饰上，没有严格仿造商周青铜器的纹饰，而是使用了龙纹、卷云纹、浪花纹、花卉纹、变形兽面纹、变形夔纹、回纹等纹饰。有些器物上的兽面纹，已不是兽面纹，倒像是蝙蝠。青铜器中的斝、簋、爵、觚、鼎、壶均是礼器。

清代宫廷中先后设立了铜作和炉作，大量制造各种铜器，以为内廷陈设、佛堂供奉、太庙郊坛等使用。尤以乾隆朝宫廷仿古器最盛，这当然与乾隆帝博雅好古的性格与情怀有关。清宫铸造铜器运用的是古代的失蜡法，到了清代，这一铸造技艺已达炉火纯青，能够制作出各种复杂的造型，而且形体规范，端庄精致。装饰方法亦多种多样，有錾刻、镂空、烧古、鎏金银、嵌金银丝、洒金等，在继承的同时又力求发展。在器物的皮色方面更是变化多端，造办处档案记载的就有石青斑、石绿斑、朱砂斑、猪肝色、铜绿色、茶叶末色、翡翠绿、蟹壳青及鳝鱼黄等。这些生动的色泽柔和温润，宝色内涵，珠光外显。从中可以领略清代宫廷铜器的精美考究，以及古意盎然的韵味。

清代仿古铜器的特征：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如“大清乾隆年制”铭文。二是仿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外形有商周青铜器的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清仿古花觚”。下面从故宫藏品中遴选部分代表性的仿古器物略作介绍

清仿四足方斝，高9.5厘米，宽10.8厘米。体方，深腹。腹侧有一兽首鋬，侈口，束颈，平底，底下有四足。颈饰三兽首及变形的夔纹，腹饰蕉叶纹。商代的斝，一般器型是三尖足或是四尖足(也有柱足的斝)，足较高，且外撇，口上有二伞形柱。而此斝型体小,四足类似明清家具的足,这在商代青铜器中尚未见到,造型与商周的斝相差较远，夔纹已变成像鸟纹了。

清仿鎏金凤纹簋，高11.6厘米，宽15.2厘米。体圆，深腹。双兽耳，圈足，有盖，盖上一圆握。盖、颈、足均饰凤鸟纹。通体鎏金。盖内、器内底有铭文。此簋的造型及纹饰均仿造商周的簋，但凤鸟纹已变形,鸟体臃肿，尾部短小，纹饰粗糙，失去了商周凤鸟纹的风格。商周鎏金的簋，尚未见到。

清仿古花觚，高27.9厘米，宽15.7厘米。体圆，呈喇叭状。侈口，圈足。以雷纹为地纹，颈饰蕉叶纹，腹饰兽面纹，腹部有四凸棱，足饰变形兽面纹及四凸棱。足内无底，上下相通。此觚无底，没有实用性，只能供观赏，而商周的觚是酒器。造型虽与商周觚相似，但纹饰差别很大，雷纹松散呆板，尤其是兽面纹，已严重变形。

清乾隆款仿雷纹四足方鼎，高14.8厘米，宽13.3厘米。长方体，方口沿，口上有双立耳，平底，四柱足。腹部饰雷纹，雷纹中间饰直纹。外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商周的方鼎为直颈、直口，口沿外折，雷纹紧凑流畅。此鼎棱角分明，造型呆板，口下内收，器内有烟熏的痕迹，已由早期的鼎演变为香炉。

清乾隆款燕螺纹小壶，高18.8厘米，宽9.8厘米。体圆，鼓腹，肩部有四环，圈足，肩部及腹下饰蕉叶纹，腹饰浪花状纹二道。足外底有“乾隆年制”四字。该壶铜质细腻，铸造精良，应为清宫造办处所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