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定邦（1883—1959），字景藩，化名易锦帆，广西省义宁县（今并入桂林市）人。南货店员家庭出身，先毕业于当地小学，后考入广西省陆军小学，十六岁升入湖北省陆军第三中学。毕业后，曾参加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被分配在驻淞沪一带的陆军第四师见习，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参谋、团副、代团长等职务，达十一年之久。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成立，经保定军校同学钟祖培邀请，遂离开第四师改往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李宗仁部的第七军，任上校参谋，之后随军北伐，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龙潭等战役。

1927年，国民党开展“清党”运动，以定邦“共党嫌疑”，被解除军职，曾遭通缉，因而离开部队，全家逃避到汉口法国租界，从此隐姓埋名。

直到1932年，他受十九路军黄固旅长邀请，再次复出，在谭启秀师部任参谋，参加过淞沪抗日战争，后随部队至福建。

1933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事遭失败，他又遭通缉，被迫逃奔广州。

1935年，他出任浙江处州专署参谋。当时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许宗武任处州专员，黄、许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和他既是同学又是同乡，北伐战争时期，都在第七军同过事，因此，他有机会东山再起。

1937年，抗战军兴，他被调任浙江军管区上校参谋。1938年11月，任青田县长；1940年12月，调任玉环县长；1946年4月再任青田县长；1947年9月无故被免职，先后任县长职务九年。他曾说过：“共产党认为我是国民党的官吏，这是事实；而国民党却把我当作共产党人来看，这真有点冤枉。”

以定邦的仕途生涯，正是国家灾难深重，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常以岳武穆的话勉励自己：“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1940年底，以定邦调到玉环县当县长。他为视察民情，经常来往于港南、港北之间。他下乡视察，从不坐轿，靠着两条腿步行，缠着绑腿，穿上草鞋，玉环的山山岭岭，留下了他的许多脚印。因此，老百姓都叫他“草鞋县长”。

1941年3月间，他下乡途经龙孔门，恰逢李福盛分队调防，士兵当他是乡巴佬，拉住他做担夫。随从赶上拦阻，说他是县长，士兵们惊奇得目瞪口呆。

有一次，他从楚门回县城，在长钓咀遇见一个妇人，挑着一担茹丝，累得满头大汗。妇人见他往渡头走，就央求他挑一肩。他满口答应下来，挑着茹丝往前走，妇人跟在后面。快到渡头时，妇人请他歇下担子，说明前面有士兵检查（防止漏海支匪），恐有不便。他装做没听见，径自挑得更快。妇人怕出事，心里很急，紧紧地跟上。他一口气挑到渡头，把茹丝歇在哨兵跟前。妇人见状，吓了一跳，懊悔当时不该叫他挑担。哨兵认出他是县长，连忙立正致敬！妇人看得发了呆，哨兵向她解释说：“他是县长。”妇人才恍然大悟，连忙向他道谢！同渡的人得知，都赞许这位县长“肯为百姓挑担子”。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日子里，他有要事赴楚门，走到东青岭半山腰，看见一个老太婆，肩负一袋沉重的东西，上岭十分艰难。他上前接过袋，替她背上岭头。老太婆向他道谢，他说：“同路走，顺便带带不要紧。”接着，管自下山去了。有人告诉老太婆，他就是县长——以定邦。老太婆听了，惊得连呼：“青天老爷！青天老爷！”面向他的去向，跪伏在地上不断地叩拜。

1942年夏，省建设厅开会，以定邦带了建设科科员谢大江同赴丽水（战时建设厅在此办公），到温州后，再乘船从瓯江逆水而上，至青田，改步行，否则，就无法按时到会。青田到丽水，有一百五十里路程，准备分两天走。谢大江身体肥胖，时逢酷暑，经不住长途跋涉。但见县长以身作则，在前面引路，只得咬紧牙关，随后紧跟。好容易走了一天半，来到丽水近郊，谢大江已精疲力尽，寸步难行了。眼看日将西沉，以定邦便急去雇来一辆人力车给他坐。谢大江十分过意不去，不肯上车。以定邦看出他的心思，说道：“叫你坐，你就坐，赶公事要紧，顾虑什么！”谢大江无奈，只好上车。“县长步行，随员坐车”。成为一时佳话。

1942年6月间，以定邦带了郑新维（自卫队分队长）去港北视察沿海防务，详细观察了漩门头地理情况，嘱咐驻军要严加防守，不可懈怠。然后，又向栈头视察，转向桐丽，路过山里，看到田间杂草丛生，禾稻生长不良，他忧心忡忡，不断地叹息道：“稻田如此荒芜，哪得收成，农民吃什么？莫非此处减租没有做好之故？”当时烈日当空，汗流浃背，郑新维向他提议：“我们到毛家歇一会，也好问问情况。”他回答：“争时间，回楚门再说。”

下午，他到了桐丽，了解一些情况后，便取道返楚门。到楚门，已经七点钟了，他没等吃晚饭，便把区长叫来，问了各地的减租情况，并嘱咐他把田赋处里办事人叫来，这种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有一回，他到外塘乡有事，看见一家开场放赌，赌场内沸沸扬扬，什么“六名”、“牌九”、“麻将”、“挖花”，赌徒们呼天叫地，吆五喝六，还有卖小摊的，摆得密密麻麻，好像庙会一样。他看了这般情景，实在气愤，顾不得单枪匹马，用手里的那条竹拐杖，把赌具、赌钱扫得一干二净。赌头叫“保池老七”（原名杨定宇），见来人大闹赌场，勃然火冒三丈，仗着自己有点武艺，就抓袖捋臂，气势汹汹地要与他较量一番。以定邦两脚站稳，摆下架势，准备迎击。正在这时，赌徒中有人认出他是县长，消息传开后，大家一哄而散，逃之夭夭。那个赌头像漏了气的皮球，抱头鼠窜而去。

以定邦调任玉环县长，正当是抗日战争时期。

他一上任，就听到日寇的隆隆炮声。他当过军官，上过战场，久经火药味考验，既来玉环，便面对现实。玉环地滨东海，面临日寇骚扰，情况复杂。如何应对时局，他是胸有成竹的。

他在任期间，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主张抗日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不是一无所知，而是认为大敌当前，抗战到底，必须唤起民众，动员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当时，地下党领导的社会青年成立了“临工队”，开展抗日活动，就是得到他的支持。“临工队”成了合法组织，队员们活动更加活跃了。县政府有几个官吏，在东岙垟岙里私种烟叶，自制土卷烟销售，企图发财。“临工队”队员一夜之间，把它铲得精光。这些官吏只得哑巴吃黄莲，有口难言。以定邦装聋作哑，佯装不知。1944年七、八月间，“乌军”陈荣濮部，占领洞头区（当时属玉环县管辖）各岛屿，捣毁区公所，大肆捕杀警方人员。以定邦获得告急军情，立即调动自卫中队杨笏所部士兵及郑新维分队四个班（包括独立分队一个班）兵力，他亲自指挥，从小迭扬帆，到三盘乡上岸宿营，准备翌日一早进剿。陈部得悉官军已到三盘，便星夜向南逃窜。

次日晨，以定邦率部进驻北岙，秋毫无犯。他借用天后宫办公，处理一切清乡事务，时间半个月，谢绝当地人士的宴会，甘与士兵同吃同住，每天晚上都亲自上山顶巡哨一次。

1941年以后，日寇对我县侵扰更加频繁，县城、坎门常受日机轰炸，敌舰炮击，县政府里的办事人员，大部分已经迁移到楚门区的芳杜等地办公。以定邦自己没有安定地方，辗转南北，日夜奔波，成了流亡县长。

1945年3月，楚门沦陷，他率领抗日自卫队，配合护航大队反攻，会同王咏樵（青战队队长）攻打东门。他冒着敌人的枪弹，亲自上阵督战。

同年5月，日寇侵犯桐丽乡的灵门，乡长张成士率领民众武装击退敌人。乡勇张子佩阵亡。以定邦亲自到南山吊唁，在追悼会上，他声泪俱下，民众看到，无不肃然起敬！他还赠送给当地两块匾额，题词：“众志成城”，“光荣乡里”，嘉奖乡民，杀敌有功。

抗战胜利前夕，侵坎日寇偷偷撤离，以定邦偕同朱治平、王咏樵等进驻坎门，处理善后事宜，一面抚慰民众，安定社会秩序；一面追捕汉奸李蛰锵、周良木等归案法办，并俘获潜藏在坎门的日寇世古一郎。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玉环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隆重召开抗日战争胜利庆祝大会。1945年9月20日上午，大会在府前坦举行，各界人士参加达数千人。县长以定邦显露出平时少有的笑容，亲自点放鞭炮，讲话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他表彰了阵亡将士为国捐躯的业绩，要建“忠烈祠”永垂千秋。而对民族败类、卖国汉奸给予当场鞭挞，罚打屁股，以消民愤。

10月10日，“忠烈祠”大厦落成，以定邦带同机关人员，学校师生和各界人士，亲自到那里祭奠，又罚汉奸在阵亡将士灵前跪拜认罪。

汉奸周良木，担任日寇情报组组长，作恶多端，罪孽深重，经他报请上级批准处以死刑。10月28日，将周良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大快人心。

1942年，以定邦到温州去见专员，住的是小客栈，吃的是小饭摊，抽的是土卷烟，穿的是旧制服，谁也不知道他是玉环县长。

第二天一早，他上专署，先向传达室投递名片。值勤的看名片是“玉环县长以定邦”，却把他当做县长的警卫员，说：“你去叫县长进来好了！”以定邦明白了值班的意思，便自我介绍道：“我就是以定邦呀！”值勤的向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才说：“请进！请进！”

有一次，以定邦独自一人到芳杜，乡公所里的人员听说县长来了，山里头，没好菜，只好临时煮了几个鸡蛋、一碗咸菜和一碗糙米饭，端给他吃。他端着饭碗，大口地吃起来，一碗咸菜只吃了一半，鸡蛋留着未动。

他时常下乡检查工作，乡长备菜请饭，他不但不吃，反要责问：“你们的钱从哪里来？”弄得大家无从回答。他有时在乡下，没地方吃饭，随便买几只烧饼，边走边吃。

他的女儿叫以丽君（15岁），跟他一起避难到樟岙，时值寒冬腊月，要求父亲给她买一件粗布棉衣，他皱着眉头，回头儿叹了一口气说：“爸爸身边没有钱啊！”

他的老伴宫外孕，缺医少药，无钱去外地就医，不久就去世了。老伴的后事，还是他的属下及当地士绅凑份子，帮助办理的。坟在西青山中山林。直至解放以后，才由其子女来玉环迁回去，与以定邦合葬。

他在客地丧偶，夜晚归家，常在灯下自己缝补衣服。属下知道，都想为他续娶，好照顾他的生活。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个女职员，非常同情他的处境，愿意嫁给他。有几个好心人前去替他说媒，他却语重心长地回答：“我年逾半百，人家正值妙龄，岂可误人青春？诸位只知为我打算，而不知为她考虑。今后，请莫再提，谢谢你们的好意！”一席话说得大家无言回答。

1944年，玉环秋旱，禾稻焦枯，百姓承袭陋习，举行“求雨”活动。众父老进城求他做主。以定邦明知“求雨”无济于事，但自愧无法为民分忧，只好顺从民意。几天后，巧遇台风过境，下了几场大雨，旱情解除。

以定邦自律甚严，自奉亦俭，在玉环有口皆碑，可是对僚属管束不严，贪污成风。据我所知，吃得最饱的是兵役科长莫若恕，他租住在我隔壁姨婆家，他把适龄壮丁通通抓来关在新兵征集所中，他不要当地政要、地方绅士从中牵线搭桥，只要交钱给我姨婆转交他，第二天立马放人。所以我姨婆家每天门庭若市，那些行贿放人的壮丁哪敢告他，纵有人告他也查无实据，莫若恕贪的钱既稳且当，安如泰山。

民政科长郭顺梅，在民政科中无油水可捞，他别有一番生财之道，当时海上被日舰封锁，外来卷烟断档，一些百姓纷纷自制土烟供应市面，一时烟丝紧张供应不上，郭顺梅就在东岙里、垟岙里偏僻处租了几亩土地，大种烟叶，供应当地自制土烟商贩，是发了一大笔财，后来这事被当地临工队员知道，一夜之间把他种的烟叶铲个精光，郭顺梅哑巴吃黄连，敢怒而不敢言。其他科室官员也都同样想尽办法捞钱，只有教育科长朱乃德干瞪眼，捞不到钱，当时当校长，教师没有薪水，学期结束有几担公谷，校长平时要赔垫，没有要当，若有人要当，到朱乃德那里活动，也只送一些虾米、鳗鲞，没有大油水。

以定邦独善其身，僚属可以说没一个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