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鳌（1879-1970），原名炳生，学名曜元，字亦山，晚年自号“半肺老人”，湖南湘阴（今汨罗）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12年任中国国民党湖南副支部长兼湖南省民政内务司司长；1917年任湖南交涉署外交司司长；1928年任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后任国民政府铨叙部部长；1939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秋,赴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湘、鄂、赣敌伪产业接受清查团团长、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1949年2月，“长沙市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任主席；湖南解放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1月，应毛泽东电邀入京，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1949年11月，应毛泽东电邀入京，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理论学习，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来宣讲马克思主义。但是面临的困难很多，尤其是办学经费和学校地址难以解决，他们在商谈中，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仇鳌和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为同盟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首倡辛亥革命，后又大力进行倒袁、护法活动。他无意仕途，只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主要负责人及民政司长，然而由于他年长资深，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关心教育，故威望甚高，深得社会各界的敬重。

当时船山学社的社长正是仇鳌。何叔衡是该社的老社员，与仇鳌是旧交。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也曾多次听过仇鳌的讲演。

1921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来到船山学社拜访仇鳌，提出要创立一所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的新型大学。仇鳌欣然同意，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400银圆经费，划归自修大学。仇鳌被推选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自修大学在仇鳌和船山学社的掩护下，成为中共湖南组织的活动场所，毛泽东也搬进了船山学社居住。

仇鳌担任校长只是挂名而已，学校的一切事务完全由毛泽东等人主理。学生大多是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和党团骨干。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一些战友，也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3年，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大搞联省自治对抗孙中山，引起国民党人不满；又杀害湖南自修大学学员、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激起共产党人极大愤慨，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此时，毛泽东常去仇鳌寓所和他交流。仇鳌是学法律出身，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时候，就是接受他的建议，率领工人到省政务厅请愿，并手持新颁布的《湖南省宪法》，写下符合“省宪”规定的呈文，以防口述无凭。仇鳌还亲自去找赵恒惕，力陈维护“省宪”尊严、依法办事、取信于民的道理。赵恒惕政府最后迫于压力，答应了他们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的要求。

“通共”的国民党耆宿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仇鳌主持《湖南民国日报》笔政，聘共产党人谢觉哉、龚饮冰主笔，宣传革命形势，支援北伐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夏，湖南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仇鳌亦被列入黑名单，遭许克祥叛军搜捕，住宅被围时，在屋子里已经能听到“捉拿‘共匪’仇鳌”的叫嚷，所幸被邻居相救，方幸免于难。事后毛泽东曾托人致函慰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仇鳌自南京返湘，1939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参议员，奔波于三湘四水、救亡前线调查灾情，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创办难民医院和难民工厂，使难民能自食其力，免遭冻饿。仇鳌组织战区难民救济工作达四年之久，还多次向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家乡亲友和社会进步青年，帮助他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日前线。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参政会组织特种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仇鳌为五名召集人之一。审查委员会推翻了胡秋原起草的诋毁共产党的审查报告，重拟新的报告，终于使有利于共产党的审查报告得以通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统治，仇鳌逐步认清其反革命面目，意识到“蒋家王朝”已腐败透顶，民心丧尽，便将国家及社会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上。1947年仇鳌因患肺癌，经胸腔专家黄家驷教授手术割去右肺后康复，后来便自称“半肺老人”。

顺应潮流，开展和平运动

1948年，湖南的局势云遮雾罩，变幻莫测。12月25日，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宣布共计四十三人的国民党战犯名单。程潜名列其中。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主力部队已基本被消灭，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并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以中共中央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高涨的和平运动。

1949年的中国，解放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风云际会之时，是战是和，何去何从，考验着人们的历史抉择。

湖南地处中南要津，辛亥革命以来的数十年间，军阀割据，战祸频仍，又屡遭水火灾害，民生凋敝，痛苦不堪，各界人民纷纷呼吁和平。1949年1月15日，在松桂园长沙参议会礼堂召开了“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大会。仇鳌在会上剀切陈词，说明建会的重要意义和筹建经过，号召各界人民为争取和平而各尽其力。这次大会被视为湖南和平解放运动的先河。

然而，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议》，国共和谈破裂。

1949年3月，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与仇鳌取得了联系，转达了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谢觉哉等老友的问候，希望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为解放事业作出贡献，以使湖南人民免受战火之苦。仇鳌不顾年逾古稀和各种威胁，欣然应允，并说：“亦山一生，别无他长，唯爱国爱民爱乡之心，之死靡它。只要湖南人民能免兵战之苦，愿竭全力。”他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为阵地，积极联络各界人士，开展和平运动。

无视威逼利诱，为争取真和平而奔走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南城市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农村人民“反征粮，反征兵，反征税”的斗争，如火如荼，蓬勃开展。当时国民党剩下的西南主力部队只有白崇禧部30余万人马，正盘踞湖广一带，企图负隅顽抗。仇鳌劝说白崇禧脱离蒋介石独立，但未被采纳；后来又劝他隐退，使湖广人民免受兵祸，也未获成功。仇鳌便开始全力襄助湖南省主席程潜共谋起义之举，以求湖南和平解放。经过秘密商定，程潜总揽全局和军事，仇鳌则以耆老身份，负责政治、文教、工商及社会各界的联络。

南京镇压学生和平示威游行的“四一”惨案发生后，仇鳌主持争取真和平大会，以示声援。会后又组织学生、工人示威游行，影响波及全省。4月20日，国民党拒绝签订和约的第二天，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解放全中国的进军令的当天，仇鳌联合长沙市各界人士，组织长沙市人民争取真和平联合会，担任主席。5月2日，唐生智回到长沙，仇鳌协助他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唐任主任委员，仇鳌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计划在全省成立自救会组织，掌握地方武装，撤换一批反动顽固的地方官员，打击反动势力，维护社会治安，为和平解放扫清障碍。

5月中旬，白崇禧率部在湘桂沿线重兵布防，准备作垂死挣扎，并极力鼓吹湘桂合作，反对局部和平，采取高压手段，强令解散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撤换了一批倾向和平的高级军政人员，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心腹。他窥探到程潜、唐生智、仇鳌有和平起义的意图，便视三人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他将他认为可靠的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调来湖南，迫令唐生智离开长沙去东安。并且采取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拟逼迫程潜、仇鳌也离开湖南。他先是提议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遭到程的拒绝；继而以参加西南六省主席紧急会议为由，要程潜去广州，企图将程扣留。这一阴谋又被程潜、仇鳌识破。但7月21日，程潜还是被迫去了邵阳。仇鳌既非军界，也非政界，白崇禧无法命令其行事，只好以关心为名，进行利诱。

白崇禧曾两次亲自驱车来到仇鳌寓所，假惺惺地劝说道：“共军大部不日即将南下，长沙为我军必争之地，战祸难免。先生年事已高，尚身居危城，令人放心不下。请您离长沙去广州，另就高职，以防不测。我当派大员护送，确保旅途安全。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白崇禧还说：“我固知先生与毛泽东等共党要人有故旧之谊，但当前为国共两党争夺天下，先生乃我党元老，安能弃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以就共产主义？随军去粤，为唯一上策，望先生三思！”

仇鳌慨然回答说：“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尔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你想凭借区区二三十万已溃之军，阻挡共军南下，不但无益，徒害百姓。我已经年过古稀，风中残烛，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在有生之年，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则死无遗憾，别无他求！”白崇禧仍不死心，又送来百两金条作旅费，坚促仇鳌赴粤。仇鳌令其侄仇硕夫原封退回，以示决无去志。时值仇鳌71岁寿诞，曾赋诗言志：“鸿洞风尘里，稀年又一周。龙钟添暮景，鱼烂有深忧。梦醒天难晓，鸡鸣雨未休。老夫心力殚，拭目瞰神州。”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国事的忧虑和盼望解放的迫切心情。为防万一，仇鳌搬到好友谢陶瀛医师家暂住，常与谢陶瀛交流对局势的看法，每天深夜收听解放区的电台。

舍生忘死，缔成和平

当时的长沙城内人心惶恐，特务横行。反动分子趁机骚扰，市场混乱。仇鳌联络工商界及文化教育界人士，开展“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的群众运动，并分段构筑竹木堡垒，进行自卫，打击坏人。市民见仇老先生神态自若如平时，便欣然相告以无虑。几天之内，长沙局面为之改观，人心也因而大定。

7月底，白崇禧部撤至衡阳，陈明仁公开表态愿意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程潜亦于29日回到长沙。仇鳌与程、陈二人经常于深夜在郊区陈家垅程潜私邸会晤密谈，分析时局，筹划行动，研究和平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对如何解除当时人民的思想顾虑，如何安定社会秩序，都一一作出周密计划。白崇禧恼羞成怒，派飞机轰炸长沙军政要地，并在仇鳌寓所投弹扫射，幸未命中。

8月2日，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正式成立。仇鳌被推为领导人之一，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4日，程潜和陈明仁领衔，30多名将领联名，发出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起义通电。程潜又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宣布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五人任委员，程潜任主任委员，并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后来毛泽东正式批准成立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由程潜、黄克诚、陈明仁、仇鳌等13人组成。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8月5日晚，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举行入城市，长沙10余万居民歌舞喧天，夹道相迎。仇鳌在欢迎萧劲光将军的宴会上，捋须大笑说：“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易守，这次和平解放，不放一枪一炮，百姓安居乐业，实乃38年中绝无仅有之盛举！”

拯斯民于水火，化干戈为玉帛，自古就是大义之举。70年前的湖南和平解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正是先贤们爱国爱民，舍生忘死，追求光明，才能缔成和平。人虽作古，功在家国。

毛泽东亲拟电报，邀“来京赐教”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电邀程潜、仇鳌、陈明仁等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可这时候仇鳌已经离开长沙，回到故乡汨罗山村隐居去了。11月17日，毛泽东亲笔拟写电报，诚恳地邀仇鳌来北京：

湖南省政府 仇亦山先生：

先后两电均敬诵悉，来京赐教，极表欢迎，何日命驾，尚祈电示。

毛泽东 戌篠

接到电文，仇鳌非常高兴，但他已无意仕途，便托萧劲光给毛泽东回电，婉言辞谢说：“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但愿人民能解倒悬之苦，安居乐业，我甘居林泉，以度余年……”电文虽属实情，然亦有功成身退、淡泊自守之意。

而后，毛泽东又来函邀请：“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并请湖南省军区派人去汨罗乡下寻访。情意拳拳，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乃携秘书陈曼若、莫钧一及侄子仇硕夫赴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车站迎候，并安排仇鳌一行下榻于北京饭店中央招待所。时毛泽东国事正忙，无暇立即晤面，便叫李维汉等陪同仇鳌参观游览。

仇鳌见闻新气象，目睹北京的深刻变化，欣慰之余，愈感光荣，抚今追昔，有所感慨，曾赋诗云：“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千门旧帝京。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歌。黄袍梦醒销荧惑，紫盖人归识太平。阅尽兴亡乔木在，冲寒古柏亦峥嵘。”

不日，毛泽东特在中南海设宴为仇鳌洗尘，并请湘籍友人章士钊、刘斐、林伯渠、李维汉、符定一作陪。席间毛泽东多次向仇鳌先生敬酒，感谢他对党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遂有了文章开头宾主尽欢的一幕。

1950年，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在武汉停留时，看到腐化的情况有所滋长。是年秋，毛主席邀仇鳌到中南海，征求对抗美援朝的意见。仇鳌提出：“润之，你不是写过一篇《纪念白求恩》吗？白求恩大夫自愿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救死扶伤。从没听世界各国说他的行为不合法。我们可不可以派一批自愿官兵入朝援战呢？”毛主席对“自愿军”的称呼很感兴趣，反复念了好几遍。不久，仇鳌看到《人民日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报道，“自”与“志”虽一字之差，然“自”只表个人意愿，“志”则表达出众志成城的决心，赞叹道：“毛主席真神人也！”

给毛泽东写信，建言防治腐败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去一封洋洋千言长信，先叙旧谊，又剀切陈词道：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政治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政策，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效；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行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浅不够，经验毫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时期，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时期，正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新中国成立伊始，仇鳌即能提出如此诚挚而中肯的意见，足见其胸中有真知灼见，韬略不凡，而且针砭时弊，箴言相规，真正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无怪毛泽东看了信以后，立即回信给仇鳌说：

亦山先生：

十月五日惠书收到，甚为感谢。贵体宜于静养，谨祝新寓吉胜。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毛主席当着仇鳌的面，感慨地对周围的人说：“我们共产党就是需要亦山老这样的诤友。”

1952年8月，仇鳌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仇鳌风趣地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的为民执法的资格。”1954年后，仇鳌携全家迁居北京，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仇鳌素以书史自娱,爱吟诗作书。建国后潜心钻研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总结历史经验，供人民政府参考。1951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第一个提出中共党内应防止腐败问题，在信中慷慨陈辞：“一旦革命成功，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毛泽东读后答道：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1951年，患肺癌，经名医黄家驷手术，切除了右肺，故称“半肺老人”。1970年2月9日逝世于北京，终年91岁。有《半肺老人吟草》诗集传世。

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