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斋直指方》是南宋杨士瀛撰写的中医典籍。

现存南宋末年建安环溪书院刊本、明代朱崇正附遗黄镀刻本、明代书林熊咸初刻本，以及多种抄本，另有日本、朝鲜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出版。

杨士瀛，南宋医学家。字登父，号仁斋。三山（一作怀安，今福建省福州市）人。世业医。因恶庸医误人，遂苦读医籍，精研脉法。景定元年（1260）著《仁斋小儿方论》（一名《婴儿指要》)，分门列症，论治析方。又本仲景、朱肱之书，撰《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据证定方，间附己见，编为歌括贯于各条之前。并以《脉诀》为本，参百家之言，撰成《医学真经》一卷(1262年)，订误撷精，简要明了，多有新见，为时人所重。其脉学著作尚有《医脉真经》(或疑即《医学真经》)一卷、《仁斋直指方脉论》、《察脉总括》，书佚失考。景定五年复撰《仁斋直指方》二十六卷，主述内科杂病证治。摘诸家效方，参家传经验，辨证施方，示人规矩。书名“直指”，取“明白易晓之谓直；发踪以示之谓指”。后世合《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仁斋小儿方论》、《仁斋直指方》为《杨仁斋著作三种》。另撰《医学真诠》二十卷，今佚。

《仁斋直指》序

余始撰《活人总括》、《婴儿指要》，俗皆以沽名讥。及《脉书》一行，于是敛肃而相告曰：诚不易也。谁肯倾囊竭廪，以徇人哉？余曰：尔亦知有天乎？天将寓其济人利物之心，故资我以心通意晓之学。既得于天，还以事之，是盖造物初心之所期也。或者隙光自耀，藏诸己而不溥诸人，政恐玉毁椟中，草木俱腐矣。虽然人有四百四病，或出于前三册之外者，可不原证择方，揭为直指之捷径乎！明白易晓之谓直，发踪以示之谓指。剖前哲未言之蕴，摘诸家已效之方，济以家传，参之《肘后》，使读者心目了然，对病识证，因证得药，犹绳墨诚陈之不可欺，庶几仁意周流，相续，非深愿欤？余尝慨而作曰：天之予人以是物，必使之有以用是物，有是物而不能用，非惟拂天，抑亦自弃其天者也。并书此为同志勉。

景定甲子良月朔 三山杨士瀛登父序

杨氏在本书中剖析病源十分精细，而且在医学理论上多有阐发创新，尤善于总结自己遣方用药心得和运用家传经验。本书采摭既富，选择亦精，内容颇切实际，对后世多有启发。

1.精研覃思，阐发医理

1.1气为血帅，气行血行 气血同源，本书“血论”开篇即指出:“人具此阴阳，即有此血气。气，阳也；血，阴也。”杨氏以阴阳分别气血，表明气血互相依存、相互为用的生理特点。“血荣气卫论”篇中明确提出:“盖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滑，气寒则血凝，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同时，卷五之“诸气方论”篇进一步指出:“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一毫不续则穹壤判”，“血脉之所以流行者，亦气也”，从而明确了气为血液循行的动力，对血起主导和统帅作用。

基于对气血关系的认识，杨氏倡导“调气为上，调血次之”。如“血荣气卫论”篇中云:“病出于血，调其气犹可导达病原。于气，区区调血何加焉？故人之一身，调气为上，调血次之，是亦先阳后阴之意也。”在此原则下，杨氏亦主张因病制宜，“又不可不通其变也”。

1.2痰涎水饮，论治分明 隋唐以前，痰与饮无明显区分，故丹波元坚曰:“盖古方详于饮而略于痰，后世详于痰而略于饮，诸家唯杨仁斋书析二门，其他淄渑无别。”杨氏将痰涎、水饮与呕吐三者共列为卷七，对后世区分痰与饮多有启迪。

对于水饮所致诸疾，杨氏曰:“能以表里虚实订之斯得矣。表有水者……青龙汤汗之而愈；里有水者……十枣汤下之而安。”并云:“虚者以安肾圆为主，实者以青木香圆为主。”可见杨氏对水饮之区别表里虚实，方证明确。“痰涎方论”篇中指出:“疗痰之法，理气为上，和胃次之。”书中给出橘皮汤等14首治痰方剂，除常用化痰植物药如南星、半夏、桔梗之外，还使用辰砂、白矾等矿物药，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

1.3重视脾胃，不落东垣 脾胃学说源于《内经》，成于金元。生活于南宋中晚期的杨士瀛，几乎与当时深入阐发脾胃学说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同时，也对有关脾胃理论进行了论述，并在其医学实践中加以发挥应用。本书开篇“五脏所主论”曰:“在天之湿，在地为土，在人为脾，惟脾则主湿。”“血荣气卫论”篇云:“人受谷气于胃，胃为水谷之海，灌溉经络，长养百骸，而五脏六腑皆取其气。”“泄泻方论”篇中又云:“虽然脾胃合气，以消水谷，水谷既分，安有所谓泄？”阐明了脾胃的生理功能，又强调了脾胃合气的重要性。

杨氏认识到脾胃运化失常，五脏六腑失其所养，乃至疾病丛生，故“水饮方论”篇曰:“人惟脾土有亏，故平日所饮水浆不能传化……往往因此而致病矣。”“中湿方论”篇中更明确:“况夫湿能伤脾，脾土一亏，百病根源发韧于此矣。”基于此，杨氏针对脾胃失调，详辨其证，对证立方，据方施治。如“血荣气卫论”篇中的和调胃气法、“诸气方论”篇中的益脾顺气法、“论崩中带下”篇中的固卫厚脾法。

2.辨证问病，审证求因

2.1强调问诊求因 杨氏尤重问诊，针对当时一些患者“多秘所患以求诊，以此验医者之能否”，以及医者“亦不屑下问，孟浪一诊，以自挟其所长”之时弊，特于卷一总论中设一专篇“问病论”加以强调。篇中以苏轼为例，“至于有疾，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诊视，使医者了然，知厥疾之所在”，同时告诫医者:“问证以参脉，所谓医者意也是尔。乌可举一而废一哉？”并在卷二首篇“得病有因”曰:“治病活法虽贵于辨受病之证，尤贵于问得病之因”，并连举两例说明问病的重要性。

2.2重视脉病逆顺 杨氏重视脉诊，“脉病逆顺论”篇云:“脉病逆顺之不可不早辨也。盖人有强弱盛衰之不等，而脉实应焉；脉有阴阳虚实之不同，而病实应焉。脉病形证相应而不相反，每万举而万全，少有乖张，良工不能施其巧矣。”杨氏条陈缕析近百种症状或疾病、五脏及奇经八脉的病变所出现的逆顺变化，详细论述脉与证复杂的临床关系，尤其重视在疾病中脉象的变化，这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3突出究源条析 “心疼方论”篇中杨氏指出:“紫之夺朱，相去一间耳，而毫厘疑似，实霄壤焉。”“水饮方论”篇又云:“据病验证，可不究其病之原乎？”杨氏重视深究病源，对病证则常采用分类条析的方式，既系统又明确，为因证施治奠定基础。如“泄泻方论”篇论述泄泻诸证云:“挟风者……伤暑者……伤湿者……冷则肠鸣肚冷而手足清；热则烦燥肚热而手足温；冷热不调者。”并在随后再次强调:“治法当究其感受之源，然后为之固实。”杨氏之究源条析，分类详辨，目的是“决之对病之剂”。

值得一提的是，杨氏在本书卷二十二之“发癌方论”篇中明确记载了癌症的特征，较之《卫济宝书》(该书将“癌、癝、疽、痼、痈”共称“痈疽五发”)所载有本质区别，且杨氏对癌的病理形态特征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对癌的病因亦首次提出了毒的概念，为后世苦寒解毒法治疗癌症提供了理论依据。

3.广撷名方，参以己效

3.1师法仲景，灵活化裁 杨氏十分推崇张仲景学说，深得其精髓，对临床各科病证多以张仲景方药为施治准则。据统计，书中所列46种内科病证中，37种运用了经方。杨氏在临证时常灵活运用，不完全囿于张仲景原方。如《伤寒论》中的人参理中汤，杨氏根据其主治寒呕腹痛、中寒霍乱的特点，以其治疗因脾胃虚寒所致的多种病证，如“肺胃俱寒咳嗽”、“寒湿眩运”等，既宗张仲景原意，又能随机通变。

同时，杨氏在利用经方时也常进行灵活化裁。如用于治疗肾阳虚衰、水气内停的玄武汤，杨氏加温肺化饮敛气之细辛、生干姜、五味子等，以治年高气弱久嗽之证，体现其尊经而又灵活的特点。

3.2广撷名方，对证施用 杨氏善于学习前贤经验，然并不限于张仲景一家。书中除收载经方外，还引用《千金方》、《圣惠方》等多种方书，其所论述的40多个病证，几乎都选择了前贤医方并用诸临床。如“诸风证治”篇中选用庐江刘宝的归荆汤治疗“风痓昏迷，吐沫抽掣，背脊强直、产后中痓”，因效验良好，杨氏称为“治痓良方”。

杨氏选用时方亦非照本宣科，如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四君子汤。杨氏在卷十六之“五疸证治”篇中，以之加黄芪、白芍药、白扁豆，为加剂四君子汤，治疗色疸。再如“姜茶治痢法”篇中，杨氏引用苏东坡为名相文彦博治腹泻之法，为后世李时珍赞赏并载入《本草纲目》中。可见，杨氏遣方用药，只要对证、有效，不分经方、时方皆广为采撷，且不拘泥原方，临床为己所用。

3.3注重总结，参以己效 除经方、时方外，杨氏在书中以大量篇幅载录自家临证经验。卷二证治提纲共53篇，绝大部分为其临证用药经验。如“柴胡退热不及黄芩”、“肾热用五苓散”、“酒家有病勿用温药”等，仅从篇名即可看出是杨氏之经验总结。

再以“治痢”为例，卷二有“治痢要诀”“简径治痢”“姜茶治痢法”“禁口痢”等篇。“治痢要诀”篇中杨氏曰:“痢出于积滞。积，物积也；滞，气滞也”，虽然皆以通利，但要加以区分。对于物积“用巴豆、大黄辈”，而气滞“用枳壳、桔梗、青皮、蓬术辈”，并告知“二者兼济，必能收功。其间佐以黄连阿胶丸，效验尤著”。“简径治痢”篇中，杨氏又云“蜜最治痢”。对于禁口痢，杨氏认为:“下痢禁口不食……惟真料参苓白术散加石菖蒲末，以道地粳米饮乘热调下”或“用人参、茯苓、石莲子肉入些菖蒲与之”，“胸次一开，自然思食”，足见杨氏注重经验总结，考究临床用药。

《仁斋直指方》，26卷。南宋杨士瀛撰。书名“直指”出于杨氏自序“明白易晓之谓直，发踪以示之谓指”。又名《仁斋直指》、《仁斋直指方论》、《（杨氏）直指方》、《杨(氏)仁斋直指方论》等。本书以论治内科杂病为主，兼论外科及妇科病证。卷一为“总论”，论述五脏所主、阴阳五行、荣卫气血、脉病逆顺等基础理论；卷二为“证治提纲”，多为作者临证经验总结；卷三至卷十九论内科病证治；卷二十至卷二十一论五官病证治；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论外科病证治；卷二十五论诸虫所伤；卷二十六论妇科证治及血证证治。本书将诸科病证分为72门，每门之下均先列“方论”，述生理病理、证候表现、疾病分类、治疗法则，次列“证治”，条陈效方、各明其主治病证、方药组成、药物修制方法、服用注意事项等。本书内容广博，选材精当，是现存较早的方论紧密结合的一部方剂学专著，充分体现了杨氏的学术思想，是其医学理论与临证实践的结晶。

本书是我国现存较早的方论紧密结合的医著之一，对后世有较大参考价值，并流传至朝鲜、日本，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