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华尔兹这部《人、国家与战争》出版于1959年，当时正处于乔治·利斯卡称之为“英雄年代”的1955—1957年间。自1957年莫顿·卡普兰发表《
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开始受到系统论和行为主义的冲击和挑战。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从此获得了新的动力，进入了一个方法各异、学派林立的新阶段。华尔兹正是处在这新阶段中，并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虽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显得依然紧张，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似乎更加分明，颇有囊括全球之势，但就在美国地面部队战后大规模干涉亚洲之时，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中立于冲突双方的势头。这股势头最初表现为要求美国停止干涉朝鲜，然后发展成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有别于传统的中立主义的倾向。此后，第一次
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以及亚洲万隆会议的召开，使一批原先不怎么起眼的角色以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他们要和久占舞台的主角们分庭抗礼。这些，都是人们感觉得到的。还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触摸的因素却是更起作用的，其中之一，便是世界经济在这时正酝酿巨大的变化。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此刻大体已经恢复，开始真正的复兴。风起于青萍之末，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自然感到这股微风的潜在能量，从而萌发起理论的冲动。一部分人觉得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说己很难解释新的现象，更不用说这个学说的“终极理论”了。于是，在美国开始了一场辩论，被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即以澄清理论概念和将学科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上为己任的“行为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系统论和行为主义指摘“现实主义”在概念上如何含糊不清，分析上如何因循守旧，缺乏科学依据，却无法否认或回避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以及主权国家间并不存在支配和从属关系这个现实。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辩论相比，这场辩论实是方法论之争。用斯坦利·霍夫曼的话来说，“科学行为主义只提出问题”，其倡导者企图冲破诸如历史分析等传统方法的局限，把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的新经验综合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赋予严密的科学性。这场方法论之争激起了千层涟漪，它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纷起为“变革”国际关系理论而著书立说。
在新见解、新方法层出不穷的十年“英雄年代”，以社会学的宏观分析和心理学的微观剖视相结合为特征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大有技压群芳，独占鳌头之势。无奈过分强调计量分析和一味依靠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倾向，并不能说服原先的反对派和对这类倾向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者。按传统范例研究国际关系的人，不仅没有退避三舍，反而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启迪。在坚持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开始注意对国际关系总体进行分层次、分系统的研究。《人、国家与战争》就是一部从探讨战争起源这个国际政治的传统范畴入手，概括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代表作。它从人、战争和国家系统三个层次的性质和行为，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关于战争起源和性质的看法，认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对研究国际关系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