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又称《天津时报》，创刊于1894年3月，由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设置于天津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的支持下创办，是英租界当局的喉舌和对华舆论主要阵地。
京津泰晤士报发刊于1894年3月，开始时是周报，1902年10月1日开始改为日报。创办人是英国人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他原先是天津的建筑师，创办这份报纸后任经理和主编（早期的英文报纸一般都是创办者即第一任主编和经理）。该报虽然表面上是份商业报纸，但接受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资助，实际上是份半官方的英国报纸。可以说，天津的英国工部局是准备把该报作为自己的喉舌来扶持的，因为他们看到了英文报纸作为舆论阵地对西方人以及中国上层人士的巨大影响。
该报创办人即主编兼经理英国人裴令汉1895年在任上去世，由英国人爱丽丝·史密斯（Alice Mildred Vaughan Smith）接任。她的丈夫是位印制商人，1906年前还是清朝电报局（Imperial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的经理。史密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从1889年（28岁）开始即在日本、印度、中国等地从事新闻写作和编辑工作，同时担任包括《伦敦标准报》与《芝加哥新闻日报》在内的多家报纸的通讯员。她还曾经是上海的主要英文报《
北华捷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笔兼/或编辑。1897-1907年，史密斯一直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主编；1901-1903年，为两主编之一。
第五任主编是英国人戴维·弗雷泽（David Stewart Fraser）。他先在新西兰和印度从事银行工作，1900年参加了南非的
第二次布尔战争，后以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远东通讯员的身份来到当时英国在中国北方的租借地威海卫设立无线电接收站。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他对许多重要战役进行连续报道，影响很大。后来他在中东地区旅行了一段时间，1911年回到中国，开始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主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的英国租界被日本人占领，《京津泰晤士报》与其他许多在华的英文报刊一样受到压制，被迫停刊。主编潘内尔（Pennell）于次年被遣送回国。那么，若回顾《京津泰晤士报》四十七年的历程，七任主编所标榜的宗旨，即“为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帮助中国现代化”，究竟实现了几分，我们已不易做出精确的判断。
该报在清朝覆灭后民国前期刊载的一些有影响的报道还是应该在这里略提一提：强烈反对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提出的“
二十一条鸦片贸易，1919年刊登了在中国北方从事
鸦片贸易的黑名单，引起国际震动；刊载一系列文章强烈要求废除英日联盟；反对武器走私，反对
军阀统治与割据，反对武力成为解决中国国内问题的惟一途径，同时还反对侵犯人权和尊严，包括许多中国人的人权和尊严。
在中国近代
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外报外刊占据了主要的部分，并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起过不小的作用。近代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中文版作为一家以外报为后台依托的中文报纸，曾在天津的近现代史上发挥过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它的中文报纸形态和华人经营服务对象，使其努力贴近读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的英国租界被日本人占领，《京津泰晤士报》与其他许多在华的英文报刊一样受到压制，被迫停刊。
该报的实际发行量未见有完整的统计，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许多上层的中国人都是它的订户和读者，在长江以北，它几乎是无处不见，而且，它发行到国外的数量是近、现代时期所有在华的英文报中最大的。《京津泰晤士报》在中国内外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