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Assyriology）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Mesopotamia，来自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语言、文字、社会和历史的学科。因起始于对亚述文字的研究而得名。

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北部地区称亚述（Assyria，得名于阿淑尔城）。巴比伦尼亚地区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阿卡德（Akkade，得名于阿卡德城），南部称为苏美尔（Sumer，写作ki-en-gi，大概读作/sumer/）。

亚述学的研究领域除亚述和巴比伦外，还包括霍来特人、赫梯人、阿摩尔人、迦南人、伊拉姆人、古波斯人及阿尔明尼亚人的有关历史。在年代上，除亚述帝国时期外，还包括早王朝期、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加喜特、新巴比伦和波斯等时期。亚述学以楔形文字的释读为重要研究手段，在立足于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同时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

亚述学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此前法国学者J.察尔丁、丹麦学者C.尼布尔等发表过一些楔形文字材料，但无人释读。1802年 ，德国人G.F.格罗特芬德释读了部分文字。

1835～1837年，英国人H.C.罗林森抄录了贝希斯顿铭文中的古波斯文和部分埃兰文，并成功地译出了古波斯文书的开头部分。此后 ，法国人P.E.博塔在豪尔萨巴德、英国人A.H.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尼尼微（见尼尼微城）等地又发现了一批新的楔形文字材料。

1857年 ，英国的罗林森等破译阿卡德语成功，不久又释读了苏美尔语。从此，亚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后，东西方学者在乌尔（见乌尔城）、豪尔萨巴德、埃利都，马里等地发掘，又使一大批亚述学的文字、文物材料呈现于世。

亚述学研究已产生许多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分支，如对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研究及对赫梯人、霍来特人使用的楔形文字的研究。以古文字材料为基础，各项专题研究也相继展开。

研究方法上，以19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德国学派为代表。英、法、德、美等国在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上居于领先地位；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等国也已开始对本国境内的文物进行研究。

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初，苏美尔城邦林立，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公元前3000年代中后期，阿卡德人乘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异军突起，统一了巴比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阿卡德王国统治仅仅百余年后便为东方的库提人所灭。在反抗库提人统治的过程中，苏美尔城邦得到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大部分地区。

公元前3000年代末，在从西方涌入的阿摩利人的压力下，乌尔第三王朝解体，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国家。巴比伦王国在混战中异军突起，于公元前18世纪一度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地区。

公元前16世纪初，巴比伦王国灭亡，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尼亚地区，但巴比伦尼亚王朝的声威已大不如前。就在巴比伦尼亚王朝衰落之际，历经数次沉浮的亚述趁机崛起。

公元前13世纪起，亚述逐步统一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并与巴比伦进行争霸战争，至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帝国正式吞并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囊括西亚大部和埃及北部的大帝国。依靠军事征服建立的亚述帝国统治并不稳固，在公元前7世纪末为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取代。新巴比伦王国命运多蹇，公元前539年为波斯所灭。波斯帝国灭亡后，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相继入主西亚，两河流域沦为外来民族的附庸。

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尤其引人瞩目，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尽管一些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上的，而西亚考古学是从中世纪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活动发展而来的。中世纪时期，一些欧洲旅行家到东方游历，在考察两河流域的遗迹过程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介绍到欧洲。

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在亚述帝国的都城霍尔萨巴德、尼木鲁德和库云基克等遗址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获得大量的石雕和楔形泥板文书，为楔形文字的释读创造了条件。

欧洲学者释读楔形文字的尝试始于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考古以前，但多数人进展不大。1802年，德国的格罗特芬德根据古代西亚铭文通常的模式进行推理，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部分符号。1835年，英国的罗林森在公务之余，临摹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相同的方法，成功地释读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成功释读的基础上，埃兰语楔形文字也被成功释读。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和埃兰语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学者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阿卡德语上。罗林森和爱尔兰学者欣克斯不但认出了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符号，而且发现了阿卡德语的基本规律，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

1857年，英国业余亚述学家塔尔博特译出一篇刚刚发现的亚述铭文，将译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同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欣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进行比较。此时法国学者欧佩尔也在伦敦，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四篇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上述四家的译文大致相同。从此以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一门新兴的学科——亚述学诞生了。由于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亚述地区，发掘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语”（今称阿卡德语，主要包括亚述和巴比伦两种方言），因此这门科学被称为亚述学。尽管亚述学现在研究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亚述地区，包括整个两河流域和楔形文字有关地区，但学术界仍习惯沿用旧称。

19世纪末，苏美尔城市遗址和楔形文字文书被发现。在释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亚述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分支——苏美尔学。

20世纪以来，随着赫梯语、埃布拉语和乌伽里特语等楔形文字文献的成功释读，亚述学又出现了赫梯学、埃布拉学和乌伽里特学等分支。

亚述学诞生以后，学者们在各个层面开展研究。楔形文字文献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发表各类楔形文字文献是当时亚述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英国学者出版了《西亚楔形文字铭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法国学者出版了《卢浮宫楔形文字文献》（Textes cunéiformes, Musées du Louvre）和《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其他规模较小的楔形文字文献集不计其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加拿大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等大型楔形文字文献集，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可信度更高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文本。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欧美各国学者开始把楔形文字文献放到因特网上，更加便利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楔形文字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欧美等国学者纷纷编纂亚述学字典。目前影响最大的亚述学字典有德国学者布鲁诺·迈斯纳和冯·佐登编纂的《阿卡德语词典》（Akkadisches Handw?觟rterbuch，简称AHw）、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纂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各国学者编纂的《苏美尔词典》（The Smuerian Dictionary）。欧美国家的学者充分利用掌握一手材料的有利条件，开展了卓有成就的专题研究，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建筑艺术、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

尽管亚述学研究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两河流域考古遗址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考古人员发掘，所获得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其他文物相应也主要收藏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里，因此欧美国家的亚述学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准，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开展亚述学研究。日本是亚述学界的新军，日本学者亲赴两河流域故地进行考古发掘，在亚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在苏美尔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已有数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开展较规范的亚述学教学与研究。

亚述学研究，不但可以探究古代两河流域人在天文、历法、数学、建筑、文字、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且可以发现它对西方文明产生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文明直接来源于基督教文化，后者则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化逐渐成熟，对处于黑暗时期的希腊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希腊文化的发展间接地受到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伯来文化则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响，它深深地打上了两河流域文化的烙印。沦为“巴比伦之囚”后，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希伯来文化却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成熟。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在西亚地区建立了许多希腊式城市，希腊文化进入西亚地区。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希伯来的经典被译成了希腊文。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冲击碰撞中逐渐相互产生影响，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观念既互补又对立，在接轨、碰撞和融合中促进了西方璀璨文明的诞生。

数字人文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借助数字科技进行人文研究和教学的新型跨学科领域。进入21世纪，数字人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结合愈加密切。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冷门学科，亚述学在数字人文的影响下，逐渐突破传统研究方式，形成了“数字亚述学”这一新兴研究方向，并成为国际亚述学研究的前沿，引领亚述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传统亚述学研究存在短板

亚述学诞生于1857年，是一门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及其所使用的楔形文字的学科。楔形文字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在大约公元前3200年由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所发明，后来被古代西亚的其他民族所借用，成为古代西亚的通用文字体系，一直使用到公元1世纪（帕提亚帝国时期），最终被字母文字取代。楔形文字的主要书写材料是用两河流域的黏土制成的泥板，以芦苇制成的笔在其上按压，因文字呈现“楔子”形状，故名楔形文字。

释读楔形文字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19世纪，随着欧洲探险家在中东地区的游历与破坏性挖掘，成千上万带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出土，最早是在伊朗境内的建筑铭文，继而在伊拉克境内的泥板出土。这些楔形文字材料是学者们破译这门“死文字”的重要工具。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们陆续被亚述学者释读出来，为学者们研究古代西亚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文献资料。亚述学者发表楔形文字材料释读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内容：楔形文字材料图片、手绘临摹、使用拉丁字母对楔形文字铭文的读音标识（简称“音译”）、意译或现代语言翻译，以及评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目前被零散收藏在世界各个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学者们利用资料卡、索引、目录等方式手工收集与整理文献，这种传统方式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工作既烦琐又耗时，投入时间与人力成本过多；二是受时间、空间以及学者个人能力所限，收集已发表的文献很难做到完整齐全，造成收集工作的遗漏；三是已发表的文献出版物数量巨大，且主题、内容、时间等要素零散，学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主题对这些资料进行再整理，这种“二次加工”会加倍消耗研究者的时间与精力，影响其正常的研究工作。

随着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自20世纪末，亚述学者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数据库建设，逐渐取代传统的文献收集整理方式，推动了亚述学研究的“数据库革命”。

数据库建设取得成就

与手工收集整理文献相比，亚述学研究中的数据库建设具有极大的便捷性与实时性，能够处理复杂的数据统计与分析，为亚述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在国际亚述学数据库建设方面，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CDLI）项目，该项目旨在将约50万件公元前四千纪晚期至公元一世纪的楔形文字材料文本和图像录入数据库，打破时空限制，为世界各国亚述学研究者提供最齐全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CDLI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收集楔形文字材料数量最多、最为齐全的在线数据库资源。对于研究某一时期、某一语种或某一专题的亚述学者而言，还需要按照分时、分地、分类的原则，建立专题或专门数据库。分时文献数据库如西班牙马德里高等科学研究院的“新苏美尔语文献数据库”（BDTNS）项目，汇集了大约12万件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楔形文字材料，为从事乌尔第三王朝研究的亚述学者提供了更为专业的数据库资源。分地文献数据库如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的“埃卜拉数字档案”（EbDA）项目，汇集了叙利亚古城埃卜拉出土的楔形文字材料，是亚述学的分支——埃卜拉学研究的最重要语料库。分类文献数据库如英国牛津大学的“苏美尔文学电子文献集”（ETCSL）项目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楔形文字词汇文献数字文库”（DCCLT）项目，是亚述学者从事苏美尔文学研究和词汇文本研究的必备资料库。

亚述学数据库的建设，为世界各国亚述学研究者尤其是难以直接接触楔形文字实物材料的学者搜集资料带来了极大便利，而且加强了世界各国亚述学者的联系和交流。对于中国亚述学者来说，通过利用数据库，获得和拥有更多的史料，有利于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亚述学研究成果。

数字亚述学研究新趋向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后，传统的亚述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古老文明成果逐渐走出学术殿堂，向普通大众开放与普及，亚述学这一“冷门绝学”变得更加具有“温度”和“热度”。数字人文与亚述学的结合，缔造了“数字亚述学”，表现为楔形文字材料的数字化建模、文本的大数据分析、亚述和巴比伦等遗址的3D全景重现、博物馆所藏古代西亚文物的虚拟仿真应用等方面。具体说来，“数字亚述学”的发展具有以下新的趋向：

第一，从文本数据库到语言文字的数字分析，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诸如CDLI和BDTNS等楔形文字文本数据库建设是从宏观上对文本的收集与初步分析，而对文本内部的要素——语言文字的微观数字分析，需要开发其他技术平台。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廷尼主持的“电子版宾夕法尼亚苏美尔语词典”（ePSD）项目，以在线词典、文本解析、语言互译等技术，为亚述学者学习研究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提供在线资源。法国亚述学协会开发的“阿卡德语词典”在线项目，为学习研究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提供便利。

第二，从二维图片到虚拟仿真，丰富了亚述学研究的多维视角。CDLI数据库采集了楔形文字泥板的二维高清图片，包括泥板的六个面，这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无法展现泥板的逼真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三维动图、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到泥板复原方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发的“数字汉谟拉比”项目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虚拟楔形文字泥板重建项目”（VCTR），对楔形文字泥板的高质量3D图像进行数字化存档、建模和研究，从二维到三维，从静态到动态，从视觉到触觉，实现了对楔形文字材料的虚拟仿真，极大地方便了亚述学研究者通过PC或移动端真实还原世界各地所藏的楔形文字材料。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主持的“亚洲古文字书写技能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通过虚拟现实、仿真技术还原了西亚楔形文字和东亚汉字的书写技能，为国内亚述学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第三，从跨学科合作到新兴学科建设，拓宽了亚述学研究的学科边界。亚述学与计算机学、考古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德国海德堡大学发起的“材料文本文化”项目，来自18个学科的约70位学者参与其中，对古今各个文明书写文本材料进行跨学科研究。世界许多著名高校如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海德堡大学等先后在原有数字人文学科基础上，开拓了数字亚述学的研究方向，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对象，注重团队分工合作，培养既懂楔形文字、又掌握计算机技术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使亚述学突破纯人文学科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