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伦·柯斯米斯基（Aaron Kosminski），全名亚伦·默多克·柯斯米斯基（Aaron Mordke Kozminsk，1865年9月11日—1919年3月24日），疑似伦敦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在2014年9月，英国商人作者拉塞尔·爱德华兹声称已经用线粒体DNA证据证明了柯斯米斯基的罪行，即便他的声明没有得到发布和同行评议过程的证实。

亚伦·柯斯米斯基（全名Aron Mordke Kozminski）出生在当时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科罗达瓦镇。父亲Abram Jozef Kozminski是一名裁缝，妻子名叫Golda née Lubnowska。1881年因东欧经济萧条和沙皇俄国的大屠杀举家移民逃往伦敦，并与许多同样是逃难来的犹太难民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贫民窟安了家。他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也离开俄国住在白教堂区，并且寡居的母亲在那之后也移民住了过来。

在1890年7月和1891年2月，柯斯米斯基因精神失常送入米尔安德老城（Mile End Old Town）的济贫院。第二次，他被调到了科尔尼舱口收容所（Colney Hatch Lunatic Asylum），在那持续了3年后直到1894年4月19日被允许送入了利维斯顿收容所（Leavesden Asylum）。病历记录表明柯斯米斯基至少从1885年开始就患有精神病。他的精神失常表现在幻听，妄想害怕被其他人吃掉而驱使他捡拾并吃当成垃圾扔掉的食物，而且拒绝梳洗。他精神失常的原因被记录为“自慰”，通常认为是手淫的委婉说法。不良的饮食使他看上去常年瘦骨嶙峋；他的低体重被记录在精神病病历记录中。在1899年2月，他只有96磅重（44公斤）。死于1919年，享年53岁。

主要文章：“开膛手杰克”嫌疑犯

在1888年和1891年间，在东伦敦白教堂区或附近的11个女人的死被联系成了一个单独的警方调查即所知的“白教堂凶杀案”。其中的7个受害人遭遇了割喉，在4起案件中死后尸体被毁坏。其中在1888年8月至9月间的5起案件的显著相似点表明且通常被认为是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所为。尽管有着广泛的警方调查，开膛手从来都没被确认并且罪案始终没有着落。在凶杀结束的几年后，档案被发现并透露了警方对一个名叫“柯斯米斯基”的男人的嫌疑。

一条由伦敦警察厅的郡警察局长的助手梅威尔·麦克那顿警官（Melville Macnaghten）所写的备忘录指出其中一个波兰犹太人嫌疑犯叫“柯斯米斯基”（没有名字）。据1959年电视记者丹·法森（Dan Farson）报道，麦克那顿的备忘录被发现于其女儿阿伯康韦女士（Lady Aberconway）的私人文件中，一份从伦敦警察厅档案被删减的版本在1970年代被公诸于世。麦克那顿声明说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柯斯米斯基”，因为他“对女性有强烈的憎恨...伴有强烈的杀人倾向”。

1910年，助理局长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警官在他的回忆录《警官生活的轻松一面》（The Lighter Side of My Official Life）声称开膛手是一个“下层的波兰犹太人”。带领调查开膛手案件的检察长唐纳德·斯旺森（Donald Swanson）在安德森回忆录的赠送副本的空白处以笔记的形式写下了“柯斯米斯基”的名字。他附加说“柯斯米斯基”在他哥哥位于白教堂区的家中被警察控制，他被反绑送到济贫所然后又被送到科尔尼舱口收容所，在那之后不久便死了。包含斯旺森手写笔记的安德森回忆录副本被他的后人在2006年捐赠于苏格兰场犯罪博物馆里。

1987年，开膛手作家马丁·费多（Martin Fido）搜集任何名叫柯斯米斯基的收容者的收容所记录，并且只找到了一个：“亚伦·柯斯米斯基”。在凶杀案发生时，亚伦很明显不是住在普罗维登斯街就是格林菲尔德街，两个地址都离凶杀现场很近。收容所记录里给出的地址都在米尔安德老城，就在白教堂边上。在对亚伦症状的病历记录描述中表明他是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像例如包括连环杀手皮特·撒特克里（Peter Sutcliffe）一样。麦克那顿的记录说“柯斯米斯基”沉溺于“孤独的恶习”，并且在他的回忆录中安德森对他的嫌疑犯也写道“说不出口的恶习”。这两者都和病历记录中亚伦所犯的“自慰”的声明吻合。斯旺森的记录在他报告的亚伦从济贫院再到科尔尼舱口的已知细节吻合，但是最后有关于他过早去世的细节与亚伦活到1919年不吻合。

安德森声称开膛手被“只有眼力好才看得到凶手的人”认出，但是因为目击者和被指控人都为犹太人，而没有被起诉的可能，犹太人也不愿提供对犹太同胞不利的证言。斯旺森的记录说道“柯斯米斯基”在“海边的家”，也就是在布莱顿的警方疗养院被认出。一些作者表达了对此项鉴定是否发生的怀疑，而其他人则用它当做他们理论的依据。例如，唐纳德·罗比洛（Donald Rumbelow）认为这故事不太可能，但是同行马丁·费多和保罗·贝格（Paul Begg）认为有另外的目击者，可能是以色列·施瓦兹（Israel Schwartz），约瑟夫·拉文德（Joseph Lawende）又或者一个警察。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麦克那顿说“没有人看见过白教堂凶手”，这直接与安德森和斯旺森的回忆相矛盾。凶杀案当时的伦敦警察局代理专员亨利·史密斯警官在之后同年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尖刻地反驳了安德森的声明，说道犹太人不会做对彼此不利的证言，把它叫做一个对犹太人“鲁莽的指控”。最初负责调查的检察官埃德·蒙里德（Edmund Reid）也挑战了安德森的观点。除了麦克那顿的备忘录没有任何留存的官方警方文件有亚伦·柯斯米斯基的记录。

柯斯米斯基在收容所里被描述为无害的。在1892年1月他对护理员挥动椅子和用刀恐吓自己姐姐。在1888年结束的“规范五”杀戮大多经常被归咎于开膛手，但是柯斯米斯基直到1891年才收手。

2014年9月，线粒体DNA分析被第一次报道在英国的每日邮报上，柯斯米斯基由于曾在据说凯萨琳·艾道斯尸体旁发现的的披巾上射过精而受牵连，也就是倒数第二个开膛手规范五杀戮的受害人。这个DNA是杰瑞·洛海莱宁博士（Dr Jari Louhelainen）从拉塞尔·爱德华兹取得的沾满血迹的披肩上提取并分析的。迄今为止，洛海莱宁的实验结果没有被同行审议所主张。

2014年9月7日，历史性DNA分析专家杰瑞·洛海莱宁博士宣称他被委任去研究一条可能是同艾道斯一起被发现的披肩，并且从中提取了匹配艾道斯女性后代和柯斯米斯基姐姐的女性后代序列的线粒体DNA。洛海莱宁博士说“第一串DNA显示了99.2%的匹配度，但分析仪器不能断定那缺少的0.8%的破碎的DNA序列。在测试第二串时，我们得到了100%的匹配度。

在1984年发明DNA指纹图谱的法医科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教授（Professor Sir Alec Jeffreys）评论说这项发现是”一个需要详细分析披巾起源以及所说的DNA本质与行凶者后代DNA匹配和它的辨别力并且要受到同行审查的有趣但非凡的断言“。他继续指出该证据还没有被第三方机构接受和检查。帮助法医研究的戴维·米勒博士（Dr. David Miller）寻找到序列为腔体和器官的上皮细胞使得研究小组惊讶万分——他们没有寄希望于在126年后找出有用的线索。

唐纳德·罗比洛批判了此论断，说警方列入的艾道斯财物中并没有披肩，而且线粒体DNA专家彼得·吉尔（Peter Gill）说这条披肩”来源可疑并且已经经手几个可能分享该线粒体轮廓的人“。两个艾道斯的后人所知在2007年与披肩同房了3天，而且，一位评论家说，”这条披肩公开经手过许多人并且被摸过，呼吸过和吐唾液“。

洛海莱宁和米勒受鼓舞地设法在2001年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有关白教堂凶杀案的电影《地狱来信》公映后最后彻底地解决案件。在即将来临的书《名叫开膛手杰克》（Naming Jack The Ripper）中英国作者拉塞尔·爱德华兹将柯斯米斯基命名为开膛手杰克。是爱德华兹从拍卖会上买下披肩从而在上面提取了凯萨琳·艾道斯和柯斯米斯基的DNA。米勒然后委任洛海莱宁协助他分析披肩以获得法医DNA证据。爱德华兹说柯斯米斯基是警方列入的嫌疑犯但是在当时没有足够证据让他入狱。1919年柯斯米斯基在伦敦的一家精神病院死于坏疽的腿，享年53岁。然而，他说DNA样本证明柯斯米斯基是”明确的、直截了当的、绝对的“对东伦敦杀戮狂也就是开膛手杰克干的白教堂凶杀案负责的人。”我有在整个历史上唯一的针对此案的法医学证据“，他对伦敦独立报说。他接着说”我在此花了14年，并且我们已经明确解出了谁是开膛手杰克之谜。只有不信的人才想对神话保持怀疑。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撕下了他的面具。

对最初报道的主要批评声集中在第一家报道出现调查成果的英国每日邮报。其中一位批评家，美国俄勒冈州报的苏珊娜·L·博德曼(Susannah L. Bodman)指出“每日邮报对科学和科学证据的报道不是强有力的”。其他的批评声包括有关“证据链或披肩来源”的问题，事实上在出版社发行信息“不是像在同行日报上报道和出版你的方法”，而且整个有关开膛手杰克一般的调查和历史性的法医学工作指出“方法和远见卓识”、“人类利益角度”、验尸官法庭的回收证据和其他来源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误报和都市神话的事实已经破坏和拖垮了引导客观、科学性的调查有多频繁。

另一个被提出是开膛手杰克嫌疑人的波兰犹太人是亚伦·戴维斯·科恩或者是戴维·科恩（Aaron Davis Cohen or David Cohen）。他在科尔尼舱口精神病院被监禁的日期与凶杀结束时间大致吻合。他在1888年12月12日被指控犯罪，也就是在9月9日玛莉·珍·凯莉（Mary Jane Kelly）遇害后大约一个月。在精神病院时他被描述为暴力反社会、表现出破坏性倾向的并因此不得不受约束。他与柯斯米斯基同龄并于1889年10月死于精神病院。作家马丁·费多在他的《犯罪，侦查和开膛手杰克之死》[The Crimes, Detection and Death of Jack the Ripper(1987)]一书中提出“戴维·科恩 ”的名字被精神病院用于简单称呼一个真名叫柯斯米斯基或卡米斯基(Kosminski or Kaminsky)的名字太难拼写或容易被混淆的同院病人。费多将科恩认作“皮围裙”，一个在当地凶杀传闻中备受指责的波兰犹太靴匠，并且推测科恩的真实身份是南森·卡米斯基（Nathan Kaminsky），一个住在白教堂区一度接受过梅毒治疗的靴匠。费多在1888年5月之后就没法追踪到卡米斯基的下落了，并且在那年12月对科恩进行记录。费多提出警方把卡米斯基的名字搞混成柯斯米斯基，从而导致嫌疑人弄错了。至于科斯米斯基，精神病院的病历中说他只会讲意第绪语。

暗含的信息表明卡米斯基的梅毒在1888年5月没有被治好，但是还处在缓解期。他出于报复杀妓女的原因是病毒影响了他的大脑。然而，科恩的死亡证明中没有提及梅毒，给出的死因却是“耗尽的狂躁”且伴有肺痨，而这种病是肺结核的一种流行形式，它被认为是次要的死因。卡米斯基像每年成百上千死于19世纪末的人一样，“默默无闻”地离去了，那就能很好解释为什么费多没办法找到关于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可能生存时期时的死亡记录。

奈杰尔·考桑（Nigel Cawthorne）排除科恩为可能的嫌疑犯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收容所时的攻击目标是不明确的，行为野蛮而不受控制，反之开膛手的方式却特定而不动声色。与此相反，前FBI犯罪分析师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在他的《困扰我们的案件》（The Cases That Haunt Us）从谋杀的所有行为线索上来看都直指一个人“警方所知的戴维·科恩...或者是有个非常像他的人”。通过犯罪分析技术道格拉斯和罗伊·海兹伍德（Roy Hazlewood）得出结论：白教堂凶手是一个与柯斯米斯基或科恩同龄的人，从表现出的不稳定或非理性的反社会行为而得知其婚姻状况和社会地位（低下），并且住得离凶案现场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