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苦欲补泻为中医用药法则之一，五脏各有天性，遂其性则欲，违其性则苦，本脏所苦为泻，本脏所欲为补。该理论对后世用药原则影响深远，现代临床运用亦非常广泛。

根据五脏生理特性及病变采用补泻法则。

《素问·藏气法时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写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写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写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写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写之。”

五脏各有天性，遂其性则欲，违其性则苦，本脏所苦为泻，本脏所欲为补。盖指水润下作咸，火炎上作苦，木曲直作酸，金从革作辛，土稼穑作甘。五味而言，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以酸补之，以甘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以甘补之，以苦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以辛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以咸泻之。虽然苦者直行而泄，过苦则伤气，须咸以佐，辛者横行而散，过辛则伤皮毛，须苦以佐。酸者束而收敛，过酸则伤筋，须辛以佐。咸者止而软坚，过咸则伤血，须甘以佐。甘之一味，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也，过甘则伤胃，须酸以佐。淡品无味，五脏无归，专入太阳，微利小便，过利乃伤，须统五味而消息之。知其数者，其于苦欲补泻益得共平，而心肝脾肺肾各尽其性矣。

1、阐述五脏生理之调护

（1）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一般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汉代。在汉代五行学说已经渗透到医学之中，可以说《黄帝内经》就是以这种哲学思想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医学理论体系。肝在五行属木，其味为酸。按照五行与五味对应关系，补肝应选用酸味，泻肝应选用辛味。而此处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理解此句的关键在于“欲”字。“欲”在这里当“想要、希望”之义，该用法在先秦时期已被广泛使用，如《论语·子路》云：“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因此，肝欲散应理解为：发散是肝本性的需要，是一种生理状态的需求。肝在五行属木，具有木的升发条达而恶抑郁的特性。辛味具有发散的功效，顺应了肝木的升发特性，因而补肝；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与肝发散的特性相反，所以泻肝。正如吴昆说：“肝木喜条达而恶抑郁，散之则条达，故食辛以散之。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泻也。”其他如张介宾所说：“木不宜郁，故欲以辛散之。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肝喜散而恶收，故辛为补、酸为泻。”姚止庵所说：“此言一脏补泻之例也。肝何以欲散也？盖肝者木也，木性生发，喜畅而恶郁，故肝郁则病，经曰：‘木郁则达之’是也。欲散肝郁，莫如用辛，辛既能发散肝郁，是散之即所以补之也。然味之入肝者，酸也，以酸治肝，正宜云补，而此反云泻者何也？凡病在某脏，欲用某药以治之，而苟不得其气之相习者以引之，则必拒而不得入。故欲治肝病，必用味之酸者以为引，而后肝病可治也。是酸之为味，虽以收敛为功，而亦有宣泻之用焉。”以上论述都是这个道理。

（2）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心欲软”是说心的生理特性喜好柔软，不易理解。吴昆的解释为“万物之生心皆柔软，故心欲软”，虽然解释有些牵强，但较符合古代朴素的思维。如《尚书正义》中孔颖达对于五行特性的解释也是如此，比如水与咸的对应关系，其解释为：“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说文云：‘卤，西方咸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禹贡》云海滨广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咸也。’《月令·冬》云：‘其味咸其臭朽是也。’”对于“用咸补之”的理解，吴昆的解释为：“心病则刚燥矣，宜食咸软之”，张介宾解释为“心火太过则为躁越，故急宜食咸以软之”，两种看法都从心的病理状态层面上解释；对于“甘泻之”的解释也是如此，此种解释十分不妥。比较而言，姚止庵的理解更胜一筹：“善于软者，莫过于咸，咸者水也，以水治火，则火自息而心自宁，故软之即所以补之。然软之为言柔也，心火易亢而欲其柔软也。若欲折其上逆之势而使之下泄，则又宜用甘，甘性缓而善于泄热也”，体现了心的生理状态下顺其性为补，逆其性为泻的原则。

（3）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脾五行属土，土性温厚以载万物，故吴昆说：“脾以温厚冲和为德，故欲缓”。张介宾说：“脾贵充和温厚，其性欲缓。”甘味具有缓和、柔缓的功效，顺应脾性之缓，苦味于甘味相反，故张介宾说：“宜食甘以缓之。脾喜甘而恶苦，故苦为泻、甘为补也”。

（4）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肺与金秋相应，秋天呈现收敛的气象。因此，肺也以收敛为其性，正如吴昆所说：“肺以收敛为德，主秋令者也”。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辛味具有发散的作用。因此，酸味具有补肺的作用，辛味具有泻肺的作用，即张介宾所说：“肺应秋，气主收敛，故宜食酸以收之。肺气宜聚不宜散，故酸收为补，辛散为泻”。

（5）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肾藏精，主闭藏。肾欲坚，实际上是肾的坚固肾精。正如张介宾所说：“肾主闭藏，气贵周密，故肾欲坚。”对于苦能坚肾的理解后世医家比较倾向于“苦能泻热而坚肾，泻中有补也”，这实际上是“泻火存阴”、“以泻为补”之举。这种解释仍然是把肾欲坚理解成为一种肾火炽盛的病理模式，显然并不符合《黄帝内经》的原始逻辑。《黄帝内经》时期所说的“苦坚肾”就是认为苦味具有补益肾阴、肾精的作用，从而达到肾精坚固的状态。如吴昆所说：“盖苦物气寒以滋肾也。苦能坚之，故谓补”，而“咸能软坚，故谓泻”。

《黄帝内经》中这几处文字的论述均是五脏的生理状态而言，这些理论可以由于脏腑的调护养生。如肝主春季，在春季可以服用一些具有辛味的药物或食物来顺应春季肝脏的升发特性。后世医家也有将这些理论加以发挥，应用于脏腑疾病的治疗。

2、论述五脏病理之施治

（1）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肝在五行属木，按照五行-五味-五脏相对应的关系以及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肝苦急，为木太过，宜选用五行中相克之属性金性之辛味加以克制，而此处选用甘味，却作何解？《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将肝比喻成将军之官，是说明其脾气急，容易产生肝气太过，气急，肝阳上亢，使人性躁善怒。正如全元起云：“肝苦急，是其气有余。”显然苦字应作病患讲。肝苦急，是说肝气急的一种病理状态。甘味具有缓和的作用，因此，可以用于治疗肝气急，即吴昆所说：“肝为将军之官，志怒而急，急则自伤而苦之矣；宜食甘以缓之，则急者可平也”。运用甘味治疗，主要是考虑到肝的病理特点，从而选用针对性的药味进行治疗，而非简单的五行相克。姚止庵所说“盖肝为将军，多气善怒，相火寄焉。其证其脉，病则必急，是其常也。治肝之法，先泻后补，是矣。”也是这个道理。

（2）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收是收敛之义，根据语句对应，这里的缓应作缓而散之义，并非单纯的缓慢之义。“心主全身之血脉”（《素问·痿论》），心气虚，宗气不足，则鼓动全身血脉之运行缓而无力，心气散逸。正如全元起所说：“心苦缓，是心气虚。”心主神明，在志为喜。过喜则耗气，心气散逸。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宜用于收敛散逸的心气，即吴昆所说：“心以长养为念，志喜而缓，缓则心气散逸，自伤其神矣。宜急食酸以收之”。

（3）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正常状态下，脾为胃行其津液。病理状态下，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津液失去正常的运行敷布，停留而为水湿，成为水肿、痰饮，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反之水湿内停，阻遏阳气，又会影响脾的功能，所以《素问·宣明五气》说：“脾恶湿”。苦味可以燥中焦脾湿，因此，脾有湿，可以食苦味而去之。正如吴昆所说：“脾以制水为事，喜燥恶湿，湿胜则伤脾土，宜食苦以燥之。”姚止庵说：“脾者土也，土虚则不能制水而湿胜，湿胜则濡泻，濡泻则脾愈虚，故脾病常苦于湿也”，亦是此理。

（4）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黄帝内经》认为，“诸气者，皆属于肺”。肺主气表现为肺对气的肃降功能。肺的肃降功能说明肺气以下行为顺。如果该功能失常，则会出现肺气上逆，表现为咳逆、喘促；或者影响水液代谢，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形成水肿，这些都是实证而非虚证。因此，全元起说：“肺气上逆，是其气有余”。吴昆认为，“肺为清虚之脏，行降下之令，若气上逆，则肺苦之，急宜食苦以泄肺气”，认为“泄”的含义实质上是“降泻”，是降逆下行的作用。这与后世所说苦味的功效有所不同，如姚止庵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盖肺主诸气，无病则顺而下行，病则气上逆矣。然上逆之故，多本于火，利用苦寒以泄其热，则转逆为顺矣”。显然，姚止庵是为了迎合后世所公认的苦味具有“泄热”的功效而加以曲解。若抛除后世医学知识所带来的主观导向，吴昆的解释更为合理，这也许是先秦医家对苦味功效的原生态认识。

（5）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肾为水脏，以燥证为病患。吴昆说：“肾者水脏，喜润而恶燥，若燥，则失润泽之体而苦之矣。”姚止庵说：“日用而日竭者水也，故肾苦燥。燥则津液枯，腠理闭，上下之气不通矣。”此句关键是对于辛可以润燥的理解。细心比较可以发现，此处《黄帝内经》原文较其他处有所增补，即在“急食辛以润之”之后多了“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9字。其目的在于说明辛润与其他药物功效不同，即辛润并非辛味本质功效，而是通过“开腠理，致津液，通气”的机制而实现的。辛味所治疗的燥证是由于气的运行受阻，无力推动津液运行，津液不能输布于肾而导致的肾燥。辛能“开腠理，通气”，从而推动津液的运行到达肾脏（“致津液”）而除燥。正如张介宾所说：“其能开腠理致津液者，以辛能通气也。水中有真气，惟辛能达之，气至水亦至，故可以润肾之燥”。

《黄帝内经》这几处文字的论述均是从五脏病理论及五脏的治疗，后世医家也将其作为脏腑疾病的治疗原则加以发挥应用。如薛立斋运用养血柔肝方法，方用四物汤加麦冬、五味子、钩藤、甘草治疗眩晕震颤、肢体麻木拘急、烦躁易怒等。《黄帝内经》中也并未说明五脏病理状态下的症状表现，但可以根据五脏的病理特点来推导相应的症状，如脾苦湿的症状可以表现为“浮肿便溏，腹胀肠鸣，饮食减少”，肺苦气上逆的症状可以表现为“咳嗽、气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