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时由首相、大藏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参加的核心内阁会议。1933年10月3—20日，斋藤实首相首次召开。其决定经内阁全体会议同意后成为最高国策。初为不成文的制度。1938年6月10日，近卫内阁决定正式设置，作为研讨国策的最高机构。有时也召开无大藏大臣参加的“四相会议”和只有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有时只有首相、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参加的“三相会议”。战后均废止。

事件经过

在日本历史上，五相会议曾多次举行。1933年10月3—20日，斋藤实首相首次召开。

在承认“满洲国”、退出国际联盟的所谓内田焦上外交的进行过程中，斋藤内阁对内避免与军部摩擦，采取了妥协的方针，以便稳定局势。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基础的斋藤内阁，每逢议会开会都要受到在众议院里拥有三百零四个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友会的攻击，虽然利用“非常时期”、“举国一致”的口号力图混过这一关，似是政党之间的倾轧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在政友会方画还不便同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以军部为中心反对政党内阁的暗流仍然存在，而国民也不大信任政党内阁。所以，政党从本身的利益出发进行倒合，必将受到严厉的指责；即使是推翻了斋藤内阁，亦难以指望上台执政。在这样局势下，政府和政友会之间，进行了旨在“安定政局”和授受政权的政治工作。这是从退出国际联盟政局告一段落以后才开始表面化的。但是政友会的步伐并不一致，关于是否和政府决裂的问题，主张强硬论的铃木派和主张稳重论的床次派、久原派发生对立，每每引起内部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当编制1934年度预算时，由于海军提出了庞大的补充计划费的要求，增加了财政上的困难，使政府面临难局，迫切地要求在议会小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从此，政府与政党间的联系更加表面化了。七月下旬，斋藤首相宣称：“在恢复财政、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各方面，都必须制订确定不移的对策”，并要求政、民两党总裁入阁。但是，政友会总裁对此态度十分干脆，拒绝入阁，结果总裁入阁的问题宣告流产了。 接着，斋藤首相又访问了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三党总裁，进行了国策协商。可是，政友会所提出的国策方案，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它只是强调国防、承认增加军费等借以迎合军部，至于如何处理军备与财政的关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对策，暴露了政策的贫困。

正当政界上层的活动陷于停滞不前的时候，相继举行了五·一五事件(陆军方面、海军方面及民间方面)的公审，引起了新的波澜。在法庭上，被告对政党和财阀进行了攻击，并申诉了农村的贫困，报刊、广播把这些情况大力地加以宣传，这就使得五·一五事件后陷于停滞的右翼团体的活动死灰复燃了。陆军在8月进行公审时，对被告的犯罪动机是加以肯定的，而在九月间，海军方面的山本检察官则在起诉中严斥军人干与政治，要求判处被告以死刑以下的重刑。对此，海军的青年军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起诉的运动。在横须贺水交社召开了有志军官联合会，在从四十期(中校一级)到五十八期(少尉级)的少壮军官的参加下，讨论并指责了伦敦条约的不当，并通过了攻击政府干犯统帅权的决议。对此，若榇民政党总裁发表演说为伦敦条约进行了辩护，这立即引起了在东京的预备役将官发表了一篇反驳声明，而五·一五事件的海军方面特别辩护人朝田中尉还访问了若榇，向他提出了质问。就是这样地在国民中间煽起了沙文主义思想，大肆渲染并极力鼓吹即将到来的1936年(海军裁军条约有效期间的最后一年)将爆发世界危机。在这种声浪中，采取了一系列扩充海军军备的措施，修改了军令部条例，把军令部的职权提高和扩大到与参谋本部相同的程度。接着，大角海柳又表明，要在下次会议上要求修改现行海军条约的比率。日本侵占“满洲”以后，不仅需要扩充陆军，而随着日美关系的恶化，编制庞大的海军造舰计划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样一来，就越发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在这些事件的前后，9月，内田外相下台了。广田继任外相以后，立郎表明特别要改善对美、苏、中三国的关系。这就是代替内田焦土外交的所谓广田协和外交的开始。广田外相就任后，荒木陆相向首相建议，要求包括军部在内，由政府内部来决定国策。这是针对政府与政党间成立的国策协定提出的，企图排除政党参与决定国策的做法。同时，高桥藏相等为了对1934年度预算的讨论作好准备工作，而使国防、外交、财政各方面取得协调，也对此表示赞成。于是，首相、大藏、外务、陆相，海相等五相会议就在10月8日至21日之间召开了五次。在五相会议上，主张国际协调及国防、外交、财政调和的高桥、广田与主张对外强硬论及革新国内的荒木形成了对立。结果，前者的方针获得通过，宣布了下列大纲：

一、扶植与日本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满洲国”，使其健全发展。

二、在安全不受威胁的限度内照顾财政状况，力求充实国防。

三、外交方面，根据国际协调的精神，特别是对邻国——中国、美国、苏联，采取增进亲善关系的各种对策。

四、鉴于目前的国际关系和国内状况，在改革政治的同时，鼓励国民精神的振作。

虽然在五相会议上，荒木陆相的强硬论未被通过，但是这却意味着官僚阵营的进一步得势，同时也可取看山军部获得了对一般固政的强有力的发言权，继五相会议之后，为了讨论内政，特别是急不容缓的农村问题，在军部的倡议下，召开了首相、大藏、内务、农林等八相参加的内政会议，术木陆相指出，农村的贫困妨害了农村出身者约占80％的国军的士气，而强调了救济农村的必要性，并由后藤农相提出了以减轻农村负担为重点的具体方案。但是，忙于筹措庞大军费并尽量防止通货膨胀的高桥藏相等却反对增加农村救济费，仍然提倡自力更生，因而发生了对立。会议于12月决定了振作农民精神、彻底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减轻农户负担、统制重要肥料、蚕丝对策方案等五项对策，但是关于其所需预算，高桥并没有给予保证，所以实际上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后藤农相所代表的新官僚，却乘此机会与军部合作，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一般说来，法西斯主义在其形成时期，总是提出反资本主义的口号，鼓动危机中苦闷挣扎的中间阶层，使其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支柱，而在日本却把主要目标放在苦于农业危机的农村，荒木陆相和后藤农相的这一主张意味着，通过农村对策隶阻止地主及自耕农阶层的没落，并争取这些阶层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但在内政会议上这种主张未被接受，而通过了高桥大藏相的自力更生的路线，这说明了一向以低米价、低工资作为有利条件的垄断资本，是不肯轻易地对农民酌要求表示让步。也可以说，没有受到工人、农民强有力的抵抗就走上发展道路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甚至不肯付出笼络人心的钓饵。1934年1月，荒木陆相辞职，林铣十郎继任。这是由于五相会议和内政会议的结果引起陆军内部对荒木陆相有了不满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