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寒》是
严寄洲执导的革命历史题材剧情片，由杨威、李雪红、曹樱、史可夫主演，于1957年上映。
1946年，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集结20余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主力部队胜利突围，转入豫陕地区。于是，大别山地区重又陷入了反动派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县委刘书记是党留下来坚持地下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他和县委组织部长莫文阶、武装部指挥长施品春，共同部署开展武装斗争，把敌人拖住在大别山，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莫文阶受到亲戚莫保长的诱惑，可耻地叛变了革命，破坏全县的地下组织，县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游击队员罗文川和南果祥等少数人幸免于难。他们进入山林，坚持游击斗争。民团团长黄胖子是一条凶狠的地头蛇，他根据莫文阶所提供的材料，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无辜的老百姓。南果祥的妻子、共产党员穆英也在这时被抓走。血腥的镇压，使革命暂时走入了低潮，但人民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共产党一定会回来。农民王太积极地支援部队，伪甲长劳良才也暗中替部队通风报信，因此黄胖子虽用尽办法也未得逞。敌人无奈，在莫文阶献计之下，释放了穆英等坚决不自首的共产党员作为诱饵，并且威胁胆小怕死的地下党员莫大新使其叛变，成为敌人的坐探。莫家湾村有个漂亮的小寡妇巧凤，原是罗文川的情人，现在她仍爱着罗文川，可是罗文川却很痛恨她，村里人也鄙视她，连刘书记也认为她这种女人不可靠。巧凤忍受着难言的苦痛，暗地里密切关注着发生的一切。她总是在游击队危急之时助一臂之力。冬天来了，大雪封山，游击队员生活更困难了。村里到底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是奸细，一时还摸不清底细。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游击队员不但要和狡猾的敌人作战，而且还要忍受饥饿、寒冷，与大自然斗争。在这漫长的困苦日子里，意志薄弱的南果祥动摇了，他偷跑回家里，但在妻子穆英教育下，终于认识到错误，重新回到游击队。一次，游击队在雪地里活动的脚印被敌人发现，刘书记等与数量众多的敌人激战后，突围到莫家湾。在这危急时刻，王太引导刘书记躲在莫保长家里，避开了敌人的搜捕。寒冬已过，春天来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全面反攻。在大别山地区，胜利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这时，黄胖子一边准备逃跑，一边还在作垂死挣扎。他派莫文阶来到莫家湾，企图抓住刘书记，但莫家湾却已布下天罗地网，莫文阶和他带的民团全部被歼。
编剧史超曾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负责领导发动经扶县一带的群众建进行土改。当地斗争非常残酷胶着，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受反动势力威吓，不敢与共产党人员接触。史超一行的处境极其险恶，每天都在生死线上进进出出。这段经历刻骨铭心地存在于他的记忆中。新中国一成立他就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但因参加剿匪工作和相关题材创作而不得不搁置。1956年，他调入中央军委政治部创作室，终于如愿以偿。他重返大别山，经过采访，获得了共产党人在当地进行艰苦斗争的大量资料，创作出电影剧本，化用南唐李后主的词句“罗衾不耐五更寒”，取名为《五更寒》，以时序冷暖喻示革命发展必经阶段。
导演严寄洲在拍摄多部影片后， 闭门自学电影理论，颇有所成，当他正希望有一个基础好的本子进行摄实践时，统管部队电影剧本创作的总政文化部电影处长虞棘向他推荐了史超的剧本。参加过敌后武工队斗争的严寄洲读了史超的剧本《五更寒》，感到格外亲切，更为剧本中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产生了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第二天，他就找到八一厂领导，建议拍摄《五更寒》，获得批准后迅速投入筹备。
开拍前，严寄洲带着全体演职员，在编剧史超引导下到大别山地区体验生活。他们访问了片中刘书记的原型——时任河南监委会书记刘名榜和信阳地委监委会书记邱继敏，还随邱继敏去其转战过的新县湾店，走访与敌人斗争过的群众，寻访当年游击队的藏身处，感受艰苦岁月的气息。此后，他们又去了当年斗争同样激烈的光山县、黄安县，各找“模特”，住到老乡家，面对面进行观察交流。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故事片，该片最令人称道的是敢闯“人性”禁区，而非一种简单化的革命道德劝喻。片中所描写的革命斗争处于逆境时，有人坚持斗争，有人产生动摇，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各种不同立场、性格的个体的真实状诚的。故事中，女共产党员穆英与一度悲观失望的战士南果祥这对夫妻，革命战士罗文川与苦恋他的地主家的寡妇巧凤之间微妙的关系，不仅道出革命进程的艰巨与复杂、残酷与无奈，同时又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人性的多面性给予了巧妙的揭示，通过各种戏剧冲突书写英雄的刚毅、执着又不乏人情味，特殊个体的挣扎与苦恋，将坚定不移的阶级感情与缠绵悱恻的苦恋扭结在一起，这种复杂而又细腻的情感交锋，在当时银幕上是不多见的，而且也符合生活的逻辑，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注重人际关系并通过人物关系的真实叙述来透视其背后真正社会矛盾的基本美学准则。尤其是巧凤一角，使人回味无穷，颇具意味性，角色本身所内蕴着的审美价值，及其画面所产生的引人思考的想象空间，其本身内蕴着的美学意义是不言而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系教授
金丹元评）
该片上映后，关于影片中“巧凤”一角的阶级性、真实性，引起电影界内外的争议，《中国电影》杂志专门开辟栏目，一连数期发表多篇文章，对巧凤这一人物的塑造及评价进行探讨。一派意见认为，作者错误地偏爱了和歌颂了一个没有阶级觉悟的农村破鞋式人物，损害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价值和真实性，歪曲了革命历史的真实。而另一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同情并支持革命的人们中有一些是没有阶级觉悟的，其支持革命的根源各有不同，编导可以予以反映，不能用人为的教条去套活生生的现实。巧凤的扮演者曹樱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她提及巧凤这一形象是根据大别山当地三个不同类型妇女概括而成的。编剧史超也证实巧凤的生活原型是在大别山战斗期间曾救过自己的大嫂。但那位大嫂没有嫁过地主，也没有死过丈夫。史超给巧凤安上地主家小寡妇的身份，是因为他不认同片面地以阶级论来处理人物。
20世纪50年代，关于“巧凤”的争议尚在正常讨论范围内，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指责《五更寒》违背阶级道路，宣传地主小老婆“巧凤”在关键时刻起重要作用，是一部写叛徒哲学的影片。《五更寒》遂被打成“大毒草”，编剧、导演及演员都受到冲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被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