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献血指的是亲友互助献血，是血液供应紧张时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

所谓互助献血，是指平诊和择期手术患者的家属、亲友、所在单位同事等，为了患者能及时用血，通过经治医生动员，参加无偿献血的行为。互助献血作为国家提倡的无偿献血方式，自然具有无偿献血的重要特征，即“无偿”和“自愿”，但与其他公民无偿献血相比，还有以下特征。

1.献血主题的特定性。互助献血时，献血者是用血者的家属、亲友和同事，即献血者与患者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其他公民献血时与用血者无此关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互助献血捐出的那袋血并不是直接用于该患者，而是通过当地血库调配其他合格血液输液给患者的。

2.献血时间的特定性。献血者是在患者需要用血时献血，而其他公民献血没有特定的时间。

3.献血目的的特定性。互助献血时，献血者献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家属、亲友和同事能及时用上血；而其他公民无偿献血的目的不特定，还包括奉献爱心、今后用血的优惠等动机。

4.招募主体的特定性。互助献血动员者是患者的经治医生，而其他公民献血招募主体不限于此。

“互助献血”的一般流程是：患者手术需要输血，医院会出具申请单，要求家属到血站“互助献血”，家属拿着申请单到血站献血后，填上此单相关事项，连同领取的献血证交回医院方。随后，血液中心会向医院发配相应血量供于患者手术。

“血头”一般会蹲守在血站或医院，寻找目标对象“热心”提供“帮助”。为了得到及时救治，患者家属在无奈之下往往会接受条件。之后，“血头”安排有偿“献血者”到血站，以患者亲戚朋友的名义开展“互助献血”。献完血后，患者家属拿着互助献血申请单到医院，同时血站会向医院发配相应血量。

城市用血需求不断增大，而无偿献血量增长却相对滞后，用血紧张是非法买卖血液现象多发的重要原因。

血液中心难满足医院用血，缺血成常态；有的医院一年有三四个月闹“血荒”。血液中心每年都会和医院签订用血计划书，会有总量的计划。但这也无法避免一些计划外的紧急用血。在北京，一些医院还有自己的采供血机构，哪怕如此，这些医院在需要紧急用血时还是会向血液中心求助。

一般而言，临床有用血需求，医生会向医院血库写临床用血申请单，血库库存不足时，再向血液中心申请，血液中心会根据库存情况进行派发，在大家都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可能会根据用血的紧急程度来决定谁优先，这时，一些慢性、消耗性用血可能就会靠后考虑。

血不够用，仅有的公共血要分给谁？天天都在为这个事发愁。为了避免有人走关系，最后只能形成一个制度，由十几名主治医生轮流分配血液，医生根据所有用血申请的轻重缓急，将有限的公共血分配下去，并且还要将分配结果公布出来，接受大家的监督。

在不少医护人员眼中，互助献血成了缺血大背景下的无奈补充，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哪怕这是一个有天然漏洞的办法：“亲友”的概念难以界定，患者找不到人互助，就只能花钱找“血头”介绍血源。

事实上，有“血头”通过互助献血卖血牟利已经不是秘密，有关部门一直在打击，但却难以杜绝。一位医生说，大家都知道“血头”的存在，也都痛恨赚这种钱的人，但患者不买没办法，只能“眼不见心不烦”。

2017年，国家卫计委有一个关于血液安全核查的通知，提到很多省没有互助献血，个别的省互助献血的比例只占到3%到4%，最高占比12%。

早在2012年有报道称，武汉已暂停互助献血。

2017年，由于血站检出不合格血液中68.2%的标本来自互助献血人群，广西南宁也叫停互助献血。

2017年12月，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在官网挂出通知，要求取消互助献血。

2018年2月10日，位于北三环的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互助献血窗口关闭。

2018年2月6日，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下发《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开展互助献血。2月9日，首都献血服务网发布停止互助献血的通知。

2018年3月31日起，广州按照国家规定，全面取消互助献血。广州市民无偿献血率近年来都保持在将近千分之三，是全国无偿献血率的三倍，并且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国家卫健委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少数边远地区以外，全面叫停了互助献血。

2024年5月消息，北京市民李昭(化名)的亲戚从外地赶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手术，手术需要用血，医生让家属在采血点献血400毫升。如果亲属无法献血，也可以“想办法”——花2000元找人代为献血400毫升。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这种以“互助献血”名义进行的交易行为是非法的。对于以牟利为目的的居间服务，应当依法予以查处，保障无偿献血制度的严肃性和公平性。解决患者手术用血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既要增加血液供应，又要加强管理和监督，确保血液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