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省吾（1896年12月23日—1984年7月17日），字思泊，号双剑誃主人，又号泽螺居士、夙兴叟，辽宁省海城县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训诂学家。

于省吾1896年12月23日（农历11月19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西十五里的中央堡。1903年入私塾，其父（讳开第字甲三）任塾师。先后在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毕业。

1913年，考入海城县中学，肄业3年，又考入奉天教育会国学专修科，肄业2年，后来国学专修科合并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于1919年毕业。毕业后在安东县署编辑县志，只有三个月，就转任奉天交通银行职员。

1920年，任西北筹边使署文牍委员，本年秋季任奉天省教育厅科员兼临时省视学。1924年，杨宇霆任江苏督办，任于省吾为秘书。

1926年，于省吾被当时奉天省长兼奉天财政厅长莫德惠任为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

1928年，被张学良任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咨议，这是一个名誉职务，只领薪、不上班。在同一年，张学良和杨宇霆筹建专讲国学的奉天萃升书院，任于省吾为院监。因于省吾从前在西北筹边使署工作时已和国学诸老相识，于是去北京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前来书院讲学，王树楠先生主讲经学，吴廷燮先生主讲史学，吴闿生先生主讲古文，高步瀛先生主讲文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萃升书院停办，于省吾在事变前夕感到形势危急，遂移居北京。

于省吾到北京后，其父在沈阳将住宅一所和市房一所先后卖出，并两次派人将款潜送北京。此外，其父还将家中旧藏的三十多箱书籍，先设法运至大连，然后转运北京。这时于省吾开始喜好古器物和古文字，于是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研究古器物和古文字必须善于鉴定真伪，否则无法引用。为此，于省吾搜罗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精品多属戎器，如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遂以“双剑誃”名斋。

自1929年到1949年，于省吾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均讲授“古文字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于省吾一度中止教学，家居从事研究工作。1952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1955年由匡亚明来京聘于省吾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来改为吉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到校后于省吾一面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一面培养研究生及进修教师。

从1955年到1966年于省吾带出了二届研究生，先一届为姚孝遂、陈世辉，后一届为林澐、张亚初。他们毕业后或从事教学工作、或从事科研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时，又招收了何琳仪、汤余惠、曹锦炎、黄锡全、吴振武五名研究生。

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因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于省吾曾先后受聘为吉林省政协常委、吉林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兼校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兼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

1983年秋，于省吾抱病赴香港参加国际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由于旅途劳顿，加上返校后又马上给进修班讲课，遂病重住院。

1984年7月17日，于省吾在长春与世长辞。他的逝世是古文字学界、历史考古学界、古籍整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于省吾的一生都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

于省吾认为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的，只要深入钻研，对文字的点划或偏旁以及它和音、义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并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则多数古文字是能够被正确认识的，那种貌袭臆断的旧作风必须坚决摈弃。《韩非子》谓“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于省吾以此为信条，潜心著述。写成了《双剑誃殷栔骈枝》及续编、三编，还出版了《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研究古文字和古器物的专著。

在研究先秦古文字的同时，于省吾对先秦文献也进行了研究，他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来考订和训释先秦典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清代乾嘉学派的杰出学者虽已认识到先秦典籍在长期流传中，在原文和训释上有大量的讹误，要恢复其原貌，除了尽可能作出校勘和论证外，非常重要的是要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但由于他们考订古籍，对文字古形、古音、古义的了解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韵》为依据，这样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在先秦古文字资料大量出土的情况下，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来考释先秦文献，无疑是更为直接而有效的。1934年于省吾写成并出版了《尚书新证》，其后陆续写成并出版了《诗经新证》《易经新证》《论语新证》《诸子新证》（解放后重加删订，由中华书局再版）等著作，曾被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推许为“新证派”之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于省吾开始努力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对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和民族学知识下了一番工夫。通过学习，于省吾开始认识到古文字学这一学科应该为研究古代历史服务。因此他曾集中精力利用古文字数据去研究商周时代的社会制度、阶级斗争、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先后发表了有关商代军事联盟、商周的奴隶制、商代的农业和交通、夏商图腾、古代岁时制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在这些研究中，他进一步体会到，古史研究单靠典籍是非常不够的。王国维曾提出古史研究应该用地下资料和典籍互相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这较之过去的研究固然进了一步，但还没有充分认识地下数据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地下数据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数据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数据和其他考古数据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数据，这和展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

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于省吾进一步认识到不应孤立地研究古文字，需要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从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对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义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正确释读某些古文字数据。对于（羌）字的造形本义，自来众说纷纭，其中很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猜测，而于省吾通过对少数民族社会所保存的原始风俗习惯的研究，在大量少数民族志材料参证的基础上，提出本象人戴羊角形，并以为声符，应属于省吾所提出的“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范畴，这就突破了传统的“六书”说。商代后期的《玄鸟妇壶》铭文中的“玄鸟妇”三字，旧误释为“䲻妇”，或误认为是鸟篆。于省吾从原始氏族社会中图腾崇拜的角度去研究，并结合典籍中有关“玄鸟生商”的记载，发现壶上铭文的正确释读应为“玄鸟妇”，它标志着作壶的贵族妇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商人后裔。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正确释读了壶上的铭文，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商人图腾找到了实物依据，从而使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怪诞不经的“玄鸟生商”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

于省吾的科研重点，仍是古文字考释和典籍考证两个方面，共发表过有关论文五十多篇。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继《双剑誃殷栔骈枝》初、续、三编之后，他又陆续考释了许多甲骨文字，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甲骨文字释林》，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三百字。在整理这方面研究成果时，于省吾对自己早期硏究中误释或尚有疑问者一律删除，意在宁缺毋滥。于省吾认为，有许多从事古文字研究者不注意“阙疑”的必要性，把缺乏证据的推测、疑似和确切的结论混在一起，以至是非莫辨，因此对自己要求从严。于省吾编着的《商周金文录遗》一书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金文拓本466种，是一部较为重要的金文参考数据。同年，于省吾又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委托，为郭沫若同志的《殷契粹编》和《卜辞通纂》两部书进行校订，于省吾费两个月功夫，将这两部书通校一遍，改正了其中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其中有的意见已被郭沫若同志采纳并用眉批形式录于书中。校订后的《殷契粹编》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典籍考证方面，于省吾主要在《诗经》和《楚辞》上下了不少功夫，先后发表了《泽螺居读诗札记》《泽螺居诗义解结》《泽螺居楚辞新证》等著作。

于省吾在甲骨文字考释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了前人，不仅他考释或加以解说的三百多个甲骨文字很有参考价值，而且他将罗、王以来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加以继承并发展，对今后文字的考释工作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于省吾于金文的研究也下过一番苦功，提出了不少极富创见性的解释，也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于省吾学术贡献的另一很重要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就是利用古文字材料及研究成果，参以旧书写本及出土文物等材料来校订古代典籍，开创了科学整理古籍的一个新途径。

双剑誃吉金文选（大业印刷局1932年）

双剑誃尚书新证（大业印刷局1934年）

双剑誃吉金图录（北京琉璃厂来熏阁1934年）

双剑誃诗经新证（大业印刷局1936年）

双剑誃易经新证（大业印刷局1937年）

双剑誃殷栔骈枝（大业印刷局1940年）

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大业印刷局1940年，中华书局1962年）

双剑誃殷栔骈枝续编（大业印刷局1941年）

论语新证（1941年辅仁大学讲演集第二辑）

双剑誃殷栔骈枝三编附古文杂释（大业印刷局1943年）

商周金文录遗（考古学专刊二种第六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

双剑誃诸子新证（中华书局1962年）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泽螺居诗经新证 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