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院士完成了氢弹最关键的基本构型设计，外媒称中国的
氢弹构型为“于敏构型”，认为它是与
美国提出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各自独立发展的氢弹构型。这种构型仍是世界上保密程度最高的机密之一。
于敏构型是我国“
两弹元勋”于敏院士独创的一种氢弹构型，正是这种氢弹构型使我们在氢弹研制上以世界第一的速度，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
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
氢弹包括初级和次级，初级依靠裂变能量爆发出的x射线，引发次级的聚变反应（可以通俗地比喻为“点火”）。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达到点火条件”是氢弹构型设计的核心；相应地，初级裂变材料通常为铀或钚，次级聚变材料通常采用氘氚或者氘化锂。
但是，即使初步了解了构型的大概布置，也只是完整构型设计的第一步——因为这个构型本身是不符合物理直觉的——通俗地说，把次级放在原子弹旁边，应该是原子弹一炸，次级就会被“吹”扁，也就难以产生核聚变了。
当年许多物理大师在这样的物理直觉上栽了跟头。比如在前苏联，恰恰是由于有很多极为优秀的力学专家，因此反而在氢弹研制初期直觉认为“此路不通”。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则稍好一些——他计算后发现次级变形限度要求太高，需要加个保护套，然而保护套又会强烈吸收能量，导致无法点火，所以他最初也放弃了这一思路。直到后来乌拉姆又重提此事，泰勒忽然发现自己可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细节，于是两人重新计算，才有了后来所谓的“
泰勒-乌拉姆构型”。
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授奖仪式上提到：于敏提出了中国独创的氢弹构型，人们用于敏的名字命名它。
也许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一个由11人组成的足球队，在场上踢球，但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却往往是场外的教练和冲在前面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中锋。至于我，虽然也添在前锋之列，但我这位边锋，虽然也曾多次和于敏并肩作战，但到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场入网的却总是于敏院士。至于我，最多只能将足球踢到能由于敏“举足破门”的最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