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世德（1932年-1986年），艺名银娃娃，又名于立相。男，汉族，北京人，相声表演艺术家。曾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他的捧哏，幽默细腻，浑厚瓷实，尺度适当。

1950年1月参加相声改进小组，1952年在北京曲艺团表演相声。1956年后调往黑龙江省广播说唱团、曲艺团。1958年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与李维信创作演出的相声《天上与人间》获创作、表演优秀奖。1959年创作并演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相声《琼林宴》。“文革”后与师胜杰合作，恢复上演了一批优秀的传统节目和新相声。参加了1981年全国曲艺调演，表演的相声《郝市长》获双一等奖并灌制了唱片。他的捧哏，幽默细腻，浑厚瓷实，尺度适当，包袱运用恰到好处，为节目起到了添姿润色、画龙点睛的作用。

代表曲目有传统相声《杂学唱》《学评戏》《黄鹤楼》，新相声《结婚》《婆媳之间》《爱优点》《姓名研究》等。曾整理《传统相声垫话选》一书，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收徒

白英杰、韩光、张书新、马伟国等。

父子情、师友情

于世德与他的师父张寿臣情同父子。于世德的徒弟白英杰曾陪于先生去天津看望张寿臣的夫人。师娘当时住的是平房，独门独院。一推开门，于世德放开嗓子就喊：“师娘，师……”第二句师娘再也喊不完整了，嗓子就哽咽了。娘俩举目相望，放声大哭。师娘当时用颤抖的手摸着于世德的头说：“小德子，有白头发了。”《张寿臣传》一书中写到，“儿徒于世德一直生活在师父身边，师徒日日相处，感情颇深，于世德视师如父。

1984年，青岛举行全国相声大赛，相声名家齐聚一堂，于先生的二弟子韩光有幸见到了著名相声前辈马三立。马三立见到韩光之后非常高兴，还热情的询问于先生的近况。二人分手的时候，马三立告诉韩光：“就说我给你师父代好，两句好啊！”韩光回到哈尔滨，把马三爷的原话转告给于先生时，于先生一拍大腿，“坏了，坏了，我得马上给写回信。”韩光不解其意，于先生解惑后方才明白，“代两句好，是张两次口的意思。老爷子姓马，你看马字上面两个口，这不是骂字吗？他骂我啦。”原来他们之间玩的是打灯谜。

一代大师与世长辞

于先生在病榻期间仍然记忆清晰，思路敏捷，尽管病魔缠身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奋笔挥豪，躺在床上完成了四万余字回忆文章《我这半辈子》并发表在《艺术研究》的艺术家传记版。1986年农历初八于先生走了，他走的如此之急，急得来不及告别自己耕耘半个世纪的舞台，来不及完整讲述自己的艺术人生和心路里程。于世德先生在留给徒弟白英杰的那本《艺术研究》的空白处写下：英杰：相声这条路我没有跑到终点，这一憾事只靠你们这些接力者了，奔跑吧！

名门高徒闯关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听众熟知的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等名家就是该团的元老。之后不久，1956年黑龙江省也在积极组建“黑龙江省广播说唱团”(黑龙江省曲艺团的前身)。黑龙江广播事业局对此决心很大，要组建一支高标准，理想化的曲艺演出队伍。首要任务是邀请演员，派出两位得力干部去北京邀请相声演员，因为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是不可能公开招聘演员的，两个人只好以观众的身份去各剧场暗中务色。让他们眼睛一亮的是北京毕竟是北京，青年演员多，新段子多，人才聚集，风格各异……他们优中选优，慎而又慎选中了于世德先生。选定以后还特地请教了侯宝林先生，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二位这才与于先生见面，说明来意。谈话之后，双方都很满意。

于先生当时的所在单位是北京曲艺三团，此事与领导摊牌时遇到麻烦，其实这应该预料之中的事，于先生是曲艺三团的艺术骨干，是同行内、同龄中的骄骄者，十二岁就有“银娃娃”之美称，十八岁时是仅有的几个人的相声改进小组的成员，又是相声巨匠张寿臣的爱徒，正门正户加之勤奋好学，这样的新秀团里当然不肯放行。北京曲艺三团还扬言：“找哈尔滨来挖角儿的人算账！”事情朝着另一方向发展。于先生急中生智，便与黑龙江来的一位同去天津躲避起来，另一位留在北京听听动静。当年于先生才二十四岁，这位年轻人到了天津前思后想，有些犹豫了。于世德先生在一九八二年的《我这半辈子》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一是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二是在此期间一些劝阻之词；什么‘没出息才闯关东’啦！‘黑龙江能冻掉鼻子’啦！等等。都涌上头，为难之际，猛然想起师傅，何不到师傅那里‘卜’上一‘卦’呢？到师傅家之后，我提出去黑龙江的顾虑，师傅从容一笑说：‘这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你一走，三团老少是要寒心的，可是让他们在三团泡一辈子？谁都会说靠近党，可三团连个支部都没有，上哪靠去？闯关东什么！关东也是共产党的？不是康德的啦！谁的能耐不是闯出来的？我赞成闯！古话说，千锤子打锣，一锤子定更。’老师一锤子把我敲出了山海关。后来，对这一抉择，不但我深深佩服，连老师自己都有点‘自我欣赏’呢。张老一席话铿锵悦耳，这一“锣”确实是定更之音，于先生此时此刻得了定心丸，放下包袱轻装北上。1956年9月24日，于世德先生第一次品尝到黑龙江白酒的滋味——已到哈尔滨了。

“我热爱黑龙江”

哈尔滨防洪纪念塔是哈尔滨人抗洪胜利的历史见证。它建于1957年。在那场与洪水拼搏的斗争中，于世德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奔赶抗洪第一线——险情最严峻的肇源县。与洪水搏斗的日子里，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全身心地溶入抗洪大军，那些生龙火虎，朝气蓬勃的英模人物让他敬佩，让他感动，英雄模范的感人的事迹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看在眼里，爱在心里，写在相声里，慰问演出中，站在那特殊的舞台上——护城大堤，面对几天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防洪战士们，说的边劳动边创作出的新段子。1957年那场洪水百年不遇，这样的演出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经历了那场自然灾害的考验，于世德先生的日记里有了“我热爱黑龙江”的字样。

周总理亲题“文艺尖兵”

1957年冬，文件部决定在1958年8月举行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曲艺会演，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延泽民，黑龙江省电台台长林青、黑龙江省文化局党组书记张伟振等领导同志对这次会演非常重视。林青同志不仅亲自抓创作，还动员电台各方面的记者为相声创作找素材，提供线索，联系采访、出点子。用于世德先生的原话说：“大伙都忙个不亦乐乎，那无数双火热的支援之手，搀扶着我和李维信同志（于世德先生的搭档）往前迈步，我二人是忐忑不安地被‘烧’上了‘梁山’。”

当年商企的牌匾及广告寥寥无几不像现在这样五花八门，而革命口号及标语随处可见。什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有“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这些口号确实给于世德先生和李维信老师的创作鼓足了干劲。他们白天跑工厂，下农村，晚上睡办公室。一位“手疾”，抄写整理白天的采访记录，一位“眼快”，查阅资料，加工素材，组织“包袱”彻夜不眠，经过两个月的时间，终于把相声《天上与人间》写出来了。作品以浪漫的手法，结构了天上的几位神仙下凡来到北大荒后晕头转向，到处碰壁，丑态百出的一些故事，从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反映了黑龙江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来，是反复修改本子，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本子如同盖大楼的地基一样，不得有一丝马虎。边演边改，一部队，下工厂、去农村、演一场总结一场，听取专家和群众的意见，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都要仔细斟酌。赴京演出的思想准备更为重要，可以想象得到，四十九年前，在相声舞台上，尚未作古的前辈们还正是老当益壮，中年的名流恰是年富力强，少壮派人物也开始驰骋舞台了，而且各省、市和解放军代表队都带来了相声节目，像侯宝林、常宝华、常宝霆等大师级人物都是本次会演的“种子选手”。夺“金”拿“银”都是奢望，他们的口号：“宁可战死，不可吓死！”所以心平气和地把指标定位于在这颠峰舞台上“挂个号”“亮个相”足矣！

见到京津的同行们格外亲切，拥抱、问候、见面礼之后，这些竞争“对手”们就变成了友好“帮手”。为《天上与人间》润色便是他们的“正活”。后来于世德先生经常讲起常宝华先生，说他那时也正在准备参加会演的节目《水兵破迷信》和构思相声《昨天》的腹稿，时间特别紧张。用于世德先生的话说，意外的事情出现了，《天上与人间》被评为创作，表演双优秀奖，相当于现在的双金奖，于世德先生幸福地走进了中南海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且合影留念。“文艺尖兵”就是那次周总理给曲艺界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