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川（1917.1～1990.11.19)，原名安积善。河北省南皮县罗家寨村（原属山东省乐陵县）人。家世务农。30年代初，于一川在济南高中和济南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与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抗日爱国运动。民国25年（1936）9月，在北平师范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人物生平

“七・七”事变爆发后，于一川受党组织派遣，进入国民党石友三部队任团政治部主“任开展党的工作，任共产党支部书记。积极向部队官兵和驻地群众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号召团结抗日，保家卫国。1939年初，石友三预谋迫害共产党人，于一川等及时撤出，转移到太行抗日根据地。

1939～1940年夏，于一川在晋冀鲁豫区（后改为太行区）党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指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40年秋，被任命为中共太谷县委书记，后又调任黎城县委书记。1943年，在整风后期的审干运动中，很多干部被打成“特务”。当时任地委书记的于一川对此提出疑问，并大胆地向区党委反映自己的意见。不久，中央指示纠正“左”的做法，他立即主持对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予以甄别平反。1945年秋，在著名的上党战役中，太行四分区成立上党战役后勤指挥部，于一川任政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动员青年人伍，组织民工支前，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受到上级的表扬。1947年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于一川随军南下，开展地方工作，任皖西区党委副书记。同年底，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向大别山区进攻，刘、邓大军主力部队主动撤往淮北开展外线作战。皖西区党委率领一部分部队坚持在大别山与国民党主力周旋。当时双方力量悬殊，环境异常险恶，于一川和区党委领导皖西军民积极开展斗争，克服困难，牵制了国民党主力部队，一直坚持到淮海战役胜利。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于一川任省委委员、信阳地委书记，领导和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于一川调云南工作。初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土地改革工作。他和马耀、王连芳率队到德宏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后，向省委提出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进行“土改”的意见，经省委集体讨论，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些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对经济相对发达的平坝地区，采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对内地与边疆的缓冲地区和多民族杂居的山区，采用比较温和的政策和方式，谨慎地进行土地改革；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对仍保留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残余、阶级分化不明显的民族地区，不进行“土改”，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从云南实际出发的做法得到中央的批准后在云南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于一川先后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兼省财委主任，主管全省经济工作。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一方面着重抓粮食增产和储备，一方面重点抓交通，为发展工业创造条件。由于这两项工作抓得扎实，为云南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958年，于一川任云南省省长。1961年，他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全省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农村工作方面，他强调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大力发展生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他曾去找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云南这些年刚刚好一点，刚有点饭吃，不能再折腾了。在党内斗争上，他敢于坚持原则，对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和处理彭德怀等人“感到不能理解”，对有些干部的处理，他认为“这是片面地把错误集中起来的结果”，是“过火的斗争”。在当时情况下，他敢于这样提出问题，是难能可贵的。1965年，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他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划作“于梁集团”），继而受到错误处理，被撤销职务。1966年下放到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参加劳动。但他从未发过怨言，仍然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一川被冲击，身心受到摧残。1968年他担任郑州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勇于同“四人帮”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兢兢业业，努力抓生产，不顾造反派的威胁，尽力保护干部。1977年底，担任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1978年10月，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分管经济计划和基建方面的工作。1979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1965年对于一川的错误处分。1980年，他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8月，选为河南省顾委委员，省顾委主任。1990年11月19日，因病在郑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