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是中国近代作家柔石创作的中篇小说，1929年首次出版。

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春天，师范毕业后浪迹多年的年轻教员萧涧秋到芙蓉镇去任教。在轮船上，他见到个满脸愁容的青年妇女，带着七岁的女孩和两岁的男孩。从旁得知，她丈夫在攻打惠州时牺牲了。萧涧秋来到芙蓉镇的当天，就认识了老同学陶侃的妹妹、美貌、恬静、号称芙蓉皇后的陶岚。同时从她口中得知，船上那个寡妇叫文嫂。他对文嫂的不幸遭遇和穷困生活寄予怜悯和同情，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救济她们。陶岚对萧涧秋一见钟情。而萧涧秋也暗暗地喜欢着这个姑娘。他们的往来引起了向陶岚求婚而拒绝的纨绔子弟钱正兴的嫉妒和排挤。钱正兴利用萧涧秋对文嫂的帮助，造谣中伤；但陶岚仍一如既往地爱着萧涧秋。不久，儿子的病亡使文嫂再度绝望，为了从根本上解救文嫂母女，萧涧秋决定娶文嫂为妻。但他又强烈地爱着志趣相投的陶岚。他的决定给陶岚很大打击，但她明白和理解他的心。不料，绝望中的文嫂悬梁自尽，萧涧秋极度痛苦，大病一场。他再也没有力量去听芙蓉镇里“含毒的声音”了。于是，不辞而别，孑然一身前去上海。接到萧涧秋的来信，陶家兄妹非常震惊，陶岚更是痛苦万分。兄妹二人征得母亲同意，到上海寻找萧涧秋去了。

《二月》中，主人公萧涧秋受老同学之邀来到芙蓉镇做教师，计划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或更长时间，在经历了与陶岚的爱情纠葛，期望拯救文嫂一家而不得，终致文嫂自杀的一系列事件后，终于借口到佛山透透气而逃离了芙蓉镇。如此与鲁迅《祝福》如出一辙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故事框架，不难看出，柔石是在有意模仿鲁迅的写作。

1928年，柔石到上海之后，逐渐成为鲁迅年轻的挚友，鲁迅对柔石生活、写作的提携帮助以及在交往中鲁迅所给予柔石的精神鼓励和影响，在柔石的人生和创作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柔石也视鲁迅为精神导师和文学战友，他的小说创作在题材、主题和关注内容等方面都烙印着浓厚的鲁迅的痕迹。因此，出版于1929年的《二月》，便有着作者对鲁迅小说创作的明显模仿，既然是同样关于知识分子和女性命运的题材，故事结构则自然模仿了鲁迅的《祝福》。

萧涧秋：既属于知识分子族类，但在这族类中也是个异类。他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素养，喜欢研究哲学、社会学，四处漂泊还不忘随身带着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又懂音乐会弹琴，并抱“艺术不能拿来敷衍用的”之态。斯人具有低徊而又高蹈的生命格调与生活情调，低徊时如其自况“我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底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即使“在一群朋友底欢聚中，我会感到一己的凄怆”，总是有着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漂泊感、边缘感；高蹈时又“极想有为，怀着热爱”。他一来就难忘路遇所见的泪痕悲色，刚知是为革命殒身的同学的遗孀遗孤便赶去看望，此后一直倾力救助，不计利害得失，不惧流言乱箭，“我是勇敢的，我也斗争的”。然其毅然决然的同时又软弱迷茫，自觉“我好似冬天寒夜里底炉火旁的一二星火花，倏忽便要消灭了”，来此教书变成了朋友说的“自讨苦吃”，煞费苦心地救助孤儿寡母而沦陷于“群众底心，群众底口”。文嫂的自杀，更使其觉得“我简直似一个杀人犯一样——我杀了人，不久还将被人去杀”！结果以撤出重围、悄然出走而告终。其来是自外面怀着幻灭的情绪而来，其去又从此怀着更大的幻灭情绪而去。

陶岚：知识女性，形美性真。萧与她初见面时，但觉其“态度非常自然而柔媚，同时又施展几分娇养的女孩的习气”。然其不仅容貌仪态出众，而且行为出格、思想尖刻。“别人说女子做不好的事，我却偏要去做。”先后学理、法，又要学音乐、哲学。面对大家各有主义的高谈阔论，她宣称“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面对萧的菩萨心肠，则说“你以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么？……而我却都视它们是丑恶的一团呢”。她不信爱情而又太信爱情。“批评男子的目光很锐利”，乃至把玩那些男性追求者，却又表示谁出三千元钱让其到国外跑三年就可与他结婚，无论瞎子拐子、六十或十六岁。直到萧的出现，生怕他误解了这在无人可解的苦闷中走向的自我放纵与放逐。

文嫂：贫困的寡妇。萧涧秋与文嫂初次相会是在去往芙蓉镇的船上，当时萧涧秋已经隐隐从文嫂忧郁哀伤的神情中感觉到了什么，到了芙蓉镇之后从陶慕侃口中得知，文嫂的丈夫作为北伐军在战斗中为革命捐躯，她孤身一人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和采莲，贫苦无依，萧涧秋刚到芙蓉镇便去拜访文嫂一家，表明愿以一己之力帮助文嫂一家，并希望文嫂能让采莲去上学，凄凉无助中的文嫂似乎感激上天送来的这突如其来的温暖和希望。然而，随着萧涧秋与陶岚的感情日渐明朗，作为陶岚未婚夫的钱正兴开始煽动舆论中伤诬蔑文嫂和萧涧秋，加之文嫂的小儿子不幸患病身亡，文嫂终因无法忍受丧子之痛和流言诽谤的双重打击，自缢身亡。一位被愚昧冷漠麻木的社会残害的女性形象。

作者在《二月》里塑造了两个20世纪20年代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知识青年的形象，通过他、她们的言行和遭遇，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窒息人性的魔窟，孕育悲剧的温床，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恨及其改变现实的探索。

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前夕社会的黑暗沉闷，也反映了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恼，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

《二月》包含的叙事层面之一，是悲悯之爱的道义叙事，从传统意义上的“仁者爱人”和扶危济困，到现代意义上的人道情怀、人文关怀。然而男女主人公之间有着差异。虽然陶岚对萧的做法开始就予以肯定，后来又参与进来，但两人仍有不同。一则有着西方式的讲究自我的个人主义，当萧极力救助的文嫂幼子病亡后她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不过为他母亲着想，死了也好。”文嫂死后又对萧说：“虽则事实发生的太悲惨，可是悲剧非要如此结局不可的。不关我们底事。以后是我们底日子，我们去找寻一些光明。”并劝萧道，“你太真情对付一切，所以你自己觉得很苦罢？不过真情之外，最少要随便一点。”另一则有着东方式的仁厚待人的君子之道，亦有着不同于法式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的俄式人道主义——博爱、悲悯、忍让、忏悔、救赎的人道主义。启蒙时期的周作人，曾将人道主义概括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如同这两个人物形象的互为参照映发，个体本位的人道主义所张扬的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个性的独立与人格平等思想，这与俄之托尔斯泰式的博爱人道主义思想形成了补充与对照、相反与相成，这才共同构成了人道主义的完整内涵。

在作者笔下，芙蓉镇既是“世外桃源”，又是保守落后之地。江南古色小镇，小桥流水人家，平静日子，安分生活，正是漂泊多年的萧涧秋向往的能得一时安宁之地。然而这里的生活也呈现为凝滞少变的面貌，传统和惯性的力量都还很强大。当外部的冲撞来临时，它更多的是予以本能的拒斥，乃至伸出生毛的手加以撕扯、扑灭；而对当地少数敏感孤高、有所追求的灵魂则是一种无声的戕害或窒息。其实，作品并没多写芙蓉镇的景观风貌，更多地是营造出其特有的精神氛围，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这样，小镇既作为故事背景存在，但又并非只是地域背景，而是成为人物精神版图中的一个区域，参与了人物的灵魂活动。这样，小镇的场景被情境化了，也灵性化了。

随笔点染的随着心态意绪变化而变化的情境描写，也是诗意生发之处。萧初次冒雪家访文嫂，救人之难，去时怀着热力和勇气而“似一只有大翼的猛禽”，回后怀着欣快“有如一只鹤在云中飞一样”。又如写萧和陶岚各自沉落在很深的心思里，“许久，他们没有交谈一句话。窗外也寂静如冰冻的，只有雪水一滴滴的从檐上落到地面，似和尚在夜半敲磬一般。”心思的幽深与环境的幽静互相映衬，精神的游丝与雪水的滴答同样飘忽，夜半磬声的转喻更至空灵渺茫的意境。

作品以心理描写见长，着重表现人物的心态意绪，着力表现生命的格调情调。整部作品的情感表现或抒情表现具有“二重性”和“复调”的特征，时尔一阵欣悦、时尔一阵悲伤，时尔一阵向往、时尔一阵迷惘，而强烈与舒缓、伤痛与宽慰、绝望与自省等本来处于对立状态的情绪，最终相互渗透和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思想情感上和弦般的共鸣。

1963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由谢铁骊执导，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

1929年，该书完成后，鲁迅亲自校阅全书，同年8月20日为之作小引，上海春潮书局11月1日出版。

柔石（1902—1931年），现代小说家。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1923 年开始文学创作。1928 年到上海，与鲁迅等人组织朝花社。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参加过《语丝》等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疯人》，中篇小说《二月》《三姐妹》，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其中《二月》和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为代表作，显示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和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