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培新（1912年8月~2007年5月31日），男，曾用名乔森显、苏子仁，内蒙古达拉特旗人。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1937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顾问，原中国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原中国农业银行行长。离休干部（部长级待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乔培新，曾用名乔森显、苏子仁，1912年8月生于内蒙古达拉特旗。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次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五原县委宣传委员、中共包头县委会宣传委员，五原县动员委员会书记、五原县第一区区长兼区动委会书记、包头县县长。1941年经党组织批准到延安工作，历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调查科科长、调查处副处长、处长。

建国后，历任西安市金融处科长、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副行长、行长。1955年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1955年10月起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成员、副行长，中国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79年7月任中国银行名誉董事长，1982年5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1984年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部长级待遇。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7年5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乔培新病重期间及逝世后，胡锦涛、曾庆红、贺国强、王刚、李贵鲜和郑天翔、陈慕华、王丙乾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在“一二·九” 学生运动中，在包头县地下工作时，在陕甘宁边区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里，他都曾留下过奋斗的足迹。他把自己的一生与银行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才智，为崇高的革命金融事业奉献了一生。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乔培新。

转战延安事金融

1912年出生在内蒙古达拉特旗一个农民大家庭里的乔培新，天资聪颖。家里的叔父见这孩子在读书方面很有天分，决定在孙子辈中，挑选他一个人读书习字，全家人都为了这个孩子努力经营着牧场。乔培新没有辜负全家人的希望，在高二后，就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三所高校。乔培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大学经济系，也因此，后来转战到延安从事了金融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乔培新大学毕业后回到内蒙古，以包头县县长身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特务告密，包头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乔培新不得不离开包头赶赴延安。1941年春，乔培新骑着马日夜兼程，经过5天的急行才走出内蒙古大沙漠，来到党中央的心脏——延安。

在延安，乔培新化名为苏子仁。这个年仅20多岁的清华大学经济系的高才生，担任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调查研究处处长。当时边区财政经济正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乔培新利用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知识结合边区实际情况，深入调查，反复研究，在边区制定正确的金融政策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5年，陕甘宁边区经济、金融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稳定边币” 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以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原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为一方，以经济学家、边区政府顾问黄松令为另一方。当时，边区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王思华、丁冬放等都卷入了这场论战。对这样高层次权威人士间的论战进行综合评论的则是边区银行年轻的乔培新。他说：“在基本精神上我认为黄松令同志的主张，是以变动比价争取对外斗争的主动,由各方面赚钱以解决问题。曹菊如同志所代表的主张是以发行增强自己的力量,刺激物价争取对外斗争的主动，主要由贸易方面赚钱来解决问题。如果各强调一面，用了黄的方针不免有些固步自封,用了曹的方针执行过于机械化，也会产生偏向，最好是用曹的方法，在适宜的条件下，也采用黄的办法。二者宜于取长补短，这中间须以利益和公私兼顾为原则。因此通货膨胀、灵活限制兑换，利用法币多赚外面的钱，应当同时并用。”

一个处长敢于对专家权威和顶头上司公开评论，既反映了边区思想理论战线的活跃气氛，也反映了乔培新理论水平的高度和对革命事业的赤子之心。从此以后，他成为了边区银行人们心目中公认的金融理论家。陈云在当时就经常找乔培新谈论边区金融经济形势。乔培新伴随着陕甘宁边区银行一起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了组建新中国人民银行的骨干力量。

开拓外汇使用先河

还有一件事情也充分说明了乔培新对金融工作的远见卓识，开拓进取。

1955年，乔培新来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董事长。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银行吸收的外汇资金都存在外国的银行，一直没有使用，美元存在美国，英镑存在英国。我国没能充分利用这部分资金，反而让外国政府使用了，乔培新接管外汇业务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潜心研究，找出我国应该合理使用外汇的证据和路径，在当时社会较为封闭的气氛下，大力对合理运用外汇储备进行宣传。

当时，由于我国跟苏联的关系有所变化，新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逐渐由苏联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对外贸易运输渠道也从铁路运输为主渐变为海洋运输为主。然而，我国并没有自己的海洋运输工具，自己造轮船技术上也很困难。乔培新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这是一个合理利用外汇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

1963年，乔培新代表人民银行，牵头外贸部、财政部，经研究以后，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可以从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存放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外汇存款中拨出一块贷给交通部，用来租赁或者购买外国的轮船。同时，中国银行还研究了一些优惠办法，减轻政府贷款包袱，诸如，让交通部每年付3%的利息，剩下3%的利息可以从以后的利润中支付。然而，当时极左思潮严重泛滥,很多人批判乔培新是洋奴哲学，人民银行（西郊民巷）大院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每个星期还要被拉出去搞大批判。幸好周总理非常支持乔培新的建议，乔培新积极贯彻总理指示，亲自组织信贷部门对贷款的手续、管理和具体的办法进行研究。1972年，中国银行正式用自己的外汇资金给交通部贷款，并且帮助其建立修船机构。这在当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我国银行是不做固定资产贷款的，更不要说是外汇贷款。

在以后的工作中，乔培新还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家合理使用外汇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虽然与当时的经济政策不符，但如今中国高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升值的被动现实证明，乔培新对外汇的理解是有其长远意义的。

为人民币信誉奔波

1950年12月，美国非法冻结解放前中国存在外国的美元，不许中国使用。1952年11月，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不用美元结算，一般以英镑、瑞士法郎、港币等作为结算货币。1967年11月18日，英国宣布英镑贬值14.3%，这样就影响到英联邦地区和英国殖民地的货币跟着贬值,当时我国对外贸易中收取了大量的英镑,所以英镑贬值对我国影响很大。

这时，乔培新带领人民银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研究了一个方法——对外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就是所谓的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时根据即时汇率兑换成外汇。1968年，在广州交易会上，第一次开始使用这种方式。乔培新亲自带领工作组去广交会上宣传人民币计价结算方式，扩大人民币的影响。他利用开座谈会、作报告、个别交谈等多样化形式，宣传人民币计价结算原则办法及其好处，为广交会工作人员、企业、外商答疑解惑,还及时收集了他们的反馈意见，改进结算方法，为他们解除疑虑。

截至1976年，利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来与我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大到120个，最多时出口用人民币计价贸易额占当时出口总额的88%。当时，有很多不同看法，一些人觉得这只是内部账务处理问题，有些外商认为人民币没有含金量不能作为结算货币,西方媒体说中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很多企业不愿意在银行用人民币开信用证,还有唱高调的鼓吹人民币征服世界的言论。这时候，乔培新总是执著地、身体力行地执行着这一政策。他认为，只要是真理，都应该坚持。就这样，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他都没有错过，带领工作组辛苦奔走着，使人民币计价结算工作顺利进行，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也开拓了中国银行的外汇业务，开展了预存人民币业务和远期人民币交易业务，提高了中国银行灵活运用外汇货币的能力。

可以说，乔培新在中国银行外汇信贷国际结算业务开拓中是“顶着风浪行进的先驱者”，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唯一爱好是思考

据乔培新身边的人回忆，他没有什么其他爱好，非要说他喜欢什么，那可能就是思考和工作吧。他的秘书张新泽说：“乔行长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退休之后,他还时刻不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到处呼吁增加科技投入，推广电化教育，压缩基建规模，反对铺摊子，搞无效或低效投入，批评高消费尤其是浪费，主张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资金效益，强化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调控力，实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摒弃通货膨胀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防止重复建设、重复引进。”

乔培新的学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说：“乔行长不止一次跟我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研究问题，都需要站在一个高度纵观。”

乔培新做过两届政协委员，退休之后考虑问题就更开阔了，不光是银行的事情，还将金融融入科学技术，融入教育事业，融入经济建设，他开始倡导自己的大金融思想。当时，他为了提倡电化教育到处筹资，建立了河套大学；在三峡工程投资建设上，他参加政协组织的考察队，为工程献计献策；在对鄂尔多斯羊绒出口和开采稀土上,他也积极倡导出口成品。

就是这种对工作的热爱和倾心，对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感，使一位亲切不失严谨，沉稳中蕴涵细致的革命老人，勤恳一生为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