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人行》是一部多幕剧，抗敌救亡演剧九队队长吕复、导演洪深、编剧田汉共同创造了它，写于1946年底至1947年春。作者将3个女性的命运有机地交织起来，借此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惨胜”之后的社会现实。

1947年，《丽人行》由当时暂驻无锡的抗敌救亡演剧九队（简称“演剧九队”）排演，戏剧大师洪深导演，中国话剧一代“青衣”朱琳饰演梁若英，于因饰演李新群，田野饰演金妹。

田汉的这部戏，是以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的上海为背景。贫苦的金妹夜班回家路上被日本兵强暴，随后又接连遭遇工厂倒闭、地摊被没收的打击，被迫沦为私娼。受过良好教育的梁若英对革命充满向往，却没勇气抛下荣华富贵，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到发现王仲原的卖国罪行决心加入革命。李新群则是剧中的地下党，不停地引导金妹和梁若英反抗命运。最终，3个女性一起期盼着胜利的到来。日本人走后，3位女性并没有等到盼望中的胜利。

1947年演剧九队在上海演出最后一场时，朱琳饰演梁若英，于因饰演李新群，田野饰演金妹。

此剧初名《新三个摩登之女性》，因为在30年代作者曾经写过电影《三个摩登的女性》。在电影中，剧作家描写了一个进步的女工，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一个摩登太太不同的命运。而在这个剧中，剧作家在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塑造了女工刘金妹，革命女性李新群，资产阶级女性梁若英这样三个女性的形象。根据于伶的建议，剧作家将剧名改成了《丽人行》。

剧作家以当时北京的“沈崇案”（美军在北京强奸女学生沈崇的暴行）和上海的“摊贩案”（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为整顿市容，命令警察驱逐贩卖美军罐头为生的摊贩）为契机，将这个戏放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上海的时期，采用“全景性”的方式来展现抗战时期汪伪统治下的大上海生活。但是影射的却是当时国统区的现实。因此，有人称这个剧是“中国革命戏剧的瑰宝”。

《丽人行》中的人物，大都有一些根据的，是他所熟悉的某些人物的集合体。如李新群是从于伶对于茅丽英的介绍得到启发的。剧作家将《丽人行》中的三个女性，构成了三条情节线。刘金妹的遭遇，尤其是她两次被强奸、侮辱和两次被救，不仅表现了金妹在沦陷，沦陷区的命运，而且，通过李新群和梁若英对金妹的救援，将不同的情节线索有机地联系起来。李新群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丈夫孟南调到内地以后，她援救狱中革命同志、写作刻印对敌传单和秘密文件等。而她的大学同学梁若英却经受不住这种考验，她的丈夫章玉良到内地去进行抗日工作，她却追求物质享受，居然和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直到她发现王仲原和女汉奸俞芳子混在一起，才开始醒悟。最后她们相遇在黄埔江畔，“她们三个女人，在美丽的夕阳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迎接新的斗争生活。”

除了三个女性形象之外，还有地下工作者章玉良的形象也塑造得比较成功。剧作通过他的两次被捕来表现他的坚强性格，他将受苦看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熬练，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田汉自己影子。

在《丽人行》中，剧作家吸取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方式，打破了话剧传入中国以来习惯分为三至五幕的形式，把全剧分为二十一场，十三个布景，借鉴戏曲中“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剪裁方法，有的场次短到只有一两分钟、三四分钟，有的却相当于一个独幕剧。加上洪老在导演这个戏时，让“九队”增加了一个女报告员,象电影中的画外音一样，把纷繁错落的二十一场戏串成浑然一体，又采用“风格化”的布景，发扬“演剧队”演员兼搞舞台工作的传统作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变换场景，使得观众们叹为观止。

《丽人行》是田汉1946年开始创作的剧本，《丽人行》主角之一，扮演金妹的田野在回忆录中写道：“田汉曾告诉过我们，他1946年在昆明和闻一多商议，计划发起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政治运动，然而他刚离开云南，闻一多和李公朴就遭到特务暗杀。”

话剧史家石曼公开发表的《我看丽人行》一文，这样写道：“看了《丽人行》之后，所给予我的，不只是新鲜、惊奇、欣喜，更使我好像看到，从《丽人行》作出发，中国的新演剧有着一条新的路。”

“举世争和战，全民迫生死，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上世纪40年代，上海《大公报》刊登了田汉为话剧《丽人行》演出的感怀赋诗，一下子激起被日军压迫多年的国人共鸣，上海、南京、苏州等地青年纷纷前往无锡，一睹《丽人行》。1947年3月9日至4月1日，《丽人行》在无锡连演26场，创造了当时话剧场次最多，使用幕景最多的纪录。茅盾、柳亚子、梅兰芳、熊佛西都呼吁大家去看。

《丽人行》在无锡演出26场之后，从4月24日起在上海继续公演。原定只演两个星期，因为当时上海话剧运动正处于低潮，一个新戏一般只能演半个月时间。但《丽人行》上演后，虽然几乎每天都演日夜两场，还是满足不了观众的需要，于是又续演了两周。到5月20日结束公演，26天一共演了50场，场场客满。剧场门口还出现了上海人称为“黄牛”的黑市戏票。演出的盛况超过了在无锡公演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