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兄轼下狱上书》是北宋文学家苏辙在其兄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逮捕入狱后写给宋神宗的一封信。文章首先抒写自己与兄长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并表明苏轼由于秉性愚直，以致言谈有失，轻议时政。但他对此已悔过自新，也深感皇帝宽恕之情；接着转述苏轼的话，表明其报效国家主上的志向及改过自新的愿望。最后，请求神宗免除其官职，为其兄赎罪。全文说理委婉透彻，扼要简明，满诚挚恳切的感情。

为兄轼下狱上书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1，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2，惟兄轼一人，相须3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4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5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6。顷年7通判杭州8及知密州9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10恩贷11，自此深自悔咎12，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13，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14，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15之主，虽龃龉16于当年，终欲效尺寸17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18，请设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19。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20，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21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22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23祈天请命激切陨越24之至。

臣听说人所处的环境如果很恶劣就会呼叫苍天，遇到难忍的痛苦就会呼叫父母，这些都是人感情最强烈的表现。臣如小草一般卑微，但在受危难压迫时也还是有所求的，恐怕现在能悲悯我的只有天地和父母了吧。

臣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一直无依无靠，只有哥哥苏轼和我相依为命。现在我听说他犯罪，被打入监狱，我们全家都非常惊恐害怕，担心的是他会有什么不测。臣在下面揣度，苏轼的个人生活和在朝廷为官，从总体上说没有大错，只是为人过于率直，缺少周全的考虑罢了，他喜欢谈古论今，还有好几次他所上的奏折中观点与陛下不一致。陛下有很深广的圣德，没有责难他什么。但苏轼性格过于狂妄，做事缺乏考虑，还以为现在有天地宽容的恩德，就不知道敬畏，也不知道收敛。近来他在担任杭州通判和密州知府期间，看到事物时就有感而发，于是写成诗，也不对用词多加考虑，在这之前曾经有一些同僚就把他的诗文呈给陛下过，但是陛下放在一旁没追问。苏轼觉得辜负了圣上的恩泽，常常自己悔过，不敢再行为有所轻慢了。但是他以前写的诗却传开了。臣真心哀叹苏轼过于自信的愚昧，不知道写出来文字容易，但是其中的不恭敬言辞带来的影响不容易消除。虽然他现在已改过，但却违反了刑律，这是没法挽回的。

苏轼在被捕之前，他就让人来捎话说：“我身体过早就不好了而且多病，肯定会死在牢狱里，死也是我应该的。可是我还有遗憾在世间，年少时我就想有一番作为，恰好逢到世上难遇的贤明君主，当年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糊涂，也有所悔悟，只想在晚年时有所报效国家。现在却出了这样的祸患，即使想改过自新，洗心革面重新报答贤明的君主，却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况且我在朝中没有什么朋党，即便是以前显得和我较好的人，肯定也不会出来为我求情。只能指望兄弟亲情，向陛下为我请求。”我很赞同他的志向，而且没法拒绝手足之情，所以只好冒死向陛下为他求情。

从前汉朝的淳于公犯了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朝廷将自己收为官婢，求得赎回父亲。淳于公因此免遭肉刑。我现在就像蚂蚁一般渺小，是不能和缇萦相比的，但是陛下比汉文帝更为聪明仁圣。臣想用我的官职赎回兄长苏轼，不奢望到最后能够减轻他的罪过，只求能不让他死在牢狱里。臣的兄长苏轼所犯的罪，真的是因为他的诗文，他肯定会承认因此获得重罚的。如果陛下能够给予同情怜悯，赦免他的死罪，把他从牢狱中放出来，他就等于死而复生了。这样的恩德无论如何怎能够报答呢？臣愿意和兄长苏轼，改过自新，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只要陛下差遣去做，就是肝脑涂地也要去做。臣现在非常慌张和迫切，不知道如何去说话了，我所能对陛下说的就是：希望您对他的狂言妄行能包容，恩许我的请求。臣不能再承受这种祈天请命的惶恐了，这已经到达我所承受的极限了。

《为兄轼下狱上书》作于元丰二年（1079年）。这年，何正臣、舒宣、李定等新进官僚从苏轼诗文中摘取词句，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谤讪朝廷”而“包藏祸心”。因此，七月，御史台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作者惊闻其兄获罪下狱后，即写下这篇上书给神宗皇帝，请求以自己的官爵为苏轼赎罪。

《为兄轼下狱上书》是直呈给皇帝的信，于是作者情深意挚，陈词哀切；希望能动之以情，求得皇帝广开圣恩，免兄长于一死。甚至请求“乞纳在身之官”来为兄赎罪。全文正是以情为“经”，贯穿全篇，既顾兄弟之情，又遵君臣之义，分寸严谨，文字质朴。

上书，总要说出理由，否则只是有情无理，也难打动皇帝。首先，“早失怙恃，兄弟二人，相须为命”，现在只有他为兄长上书求情。其次他说兄轼“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这又是只有他来上书，别无他人可担。文章是为了求皇帝为兄长减罪而作，如果不先承认苏轼有过错，那无异于是抱怨皇帝糊涂，等于泼油救火，加重罪责。所以文章中首先承认苏轼“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说过很多话，难免有错话。再者苏轼“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曾经被人揭发过，奏缴陛下，陛下置而不问，这是苏轼所感恩不忘的。但诗歌文字，很易流传，要收回也来不及，虽想改过自新，可是它已触犯刑律，不可救止。这就把苏轼有罪先承当下来。然后才乞求赎罪，他说：“欲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罪。”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于是作者进一步引用汉文帝时缇萦上书救父的例子，接着言“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自然也会同情自己这一点请求的。

通篇文字，以情统理，以辞见情，情理交织，朴朴实实。例如苏轼在入狱前给弟弟说的一段话：“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苏轼下狱，自料必死，才出此哀词。

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五：若明辨无罪，恐于触上之怒，故认好谈古今，语或轻发，不求湔雪，祗望末减，以免下狱论死为幸也。情辞哀恻，如赤子牵衣呼吁于慈父前，至尊自应感动。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号颍滨，又号栾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年间进士，授商州军事推官，元祐六年（1091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晚年不得志，迁徙无常，终于定居许州（今河南许昌），筑室颍水之滨，死后谥“文定”，世称苏文定公。苏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兄苏洵、苏轼合称“三苏”。著有《栾城集》《合集》《三集》共八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