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川家训》是身历顺、康、雍、乾四朝的王心敬“略仿古训、参以时宜”而作，分为上、中、下三卷，涵具“立身、治家、莅仕”，显豁出条贯秩然、脉络清晰、义理通俗、内容贴切、词旨爽朗的家训特质。

立身要法。丰川将“立身”视为人生第一肯綮，明确指出“身之立不立，不特终身人品之关，亦终身休咎之关”，换而言之，立身关乎人品、善恶和吉凶。王心敬这一指陈实是儒家修身传统的体现，亦融入世俗性，而这恰恰是家训希冀永葆福禄、绵延家道所必备的。“立身”的重要性不待多言，王心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立身。首先，必须立志。丰川深受阳明“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的重要性。他说：“立志二字乃进学真种子，真根本也。种真本立……成得宇宙间一个巍巍堂堂之身矣。世未有有志而不大成者，即未有无志而能大成者。”这就将“立志”在成就堂堂正正人格中的重要性提揭出来。丰川更以现实事例对此予以说明，指出那些事业无成之人失败的根由就在于“无坚志，因而无定力，故半途而止”。其次，凭借师友。师友之道自古为儒家所重，视其为个人德性成就的夹持、助缘力量。丰川重申这一精神，他说：“师道尊尊，则止以传道授业；朋友亲亲，则便于切砥琢磨。”这就将师、友各自的功能揭示出来。基于此，王心敬指出，必须要“屈下贤哲，得明师开发锻炼”，方能有所成就，同时亦要择“益我之友”，也即要以能“劝德规过”为基准，能则交之，不能则“宁绝交寡兴，虽无益至，亦无损来”。最后，倾心读书。清代才子纪昀曾用“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读传家”点出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所在，丰川亦教导后人用心读书，他说：“人性本善，一经读书，无论气质好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识得三二分义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资。”可以看出，丰川并不将读书作为士人的进身之阶，而是志在明理，成就圣贤。他特别指出读书要“期于反上身来，贴切理会，遇时遇境，期于将所读者依傍行习”，否则仅仅是入耳出口，虽多无益。

治家纲要。家是个人最原始、最基础、最根本的生活单位，丰川对如何治家着墨甚多，标举八字作为治家纲要。第一，公平。丰川说：“昔之言治家者，曰忍，曰和，曰公，吾谓公为要焉。家之不和，每起于不公，既不和矣，忍岂可长乎？”这里，丰川将以往治家的三种平列的方法转变为统摄的结构，主张治家必须要公平为先，不公则容易生是非之端，埋攀比之祸，忍、和亦不能持久。第二，严正。丰川指出“治家之法严则无悔也”，必须以治国之道治之，“庶赏罚是非井井不紊，而上下之间恩明义美，无意外乖忤之隙”。这里王心敬遵循的是家国同构的思路，将家作为缩小的国来看待，做到赏罚分明、尊卑有序，即可达至恩明义美、家庭和睦的境地。当有人怀疑治家过严容易伤害亲情时，丰川则选择宁严勿宽，因为一旦放纵无矩，则容易产生冒犯尊长、肆意专行之弊，因此治家讲究恩情，但决不可废弃义，必须向子孙讲明家法，子孙自有规矩可蹈，少却忤逆之徒。第三，孝顺。孝是维系家庭的核心纽带。丰川指出：“孝为德本，仁由孝生。”这就赋予“孝”根本德行的地位，一语命中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么，如何来培养孝道呢？丰川认为父母必须身体力行，为子孙树好榜样，因为“我为孝子，则我子必孝，此视效之定理，亦天道之好还”。第四，勤俭。丰川认为“居家以勤俭为要，勤俭则人事不失”，也就是要勤于家事，俭于家用，具体来说就是要“饮食无求奢，衣服无求美，器具但取坚，房屋但求固，田产无太多，亦只期于足用而止”，也就是要求治家不要铺张浪费，满足自用即可，不可多贪多占，因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愚”。

为官准绳。丰川一生贤名远播，朝野尽知，虽受朝廷三次征召，皆托病推辞，以布衣终老，但他并不阻止子孙应试科举，博取功名，反倒多有殷切嘱托之语。丰川主张做官的第一义就是要实心尽职。他说：“凡官职无论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其宜尽之道。”也就是说，做官自有与其官职相对应的责任，必须揆诸本心，尽其职责，如此“于国事必有所济，于民生必有所益”，从而不负国家，不负所学。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做一场官，须有大德大功留在地方人心，传之家国青史，乃身名俱荣，人神共快，不然，一过人忘，无异行客之过舍。”这就是常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做碌碌无为、太平无事的庸官。其次，为官的另一要求就是要有清操，也就是要有高尚的节操。丰川认为这是为官的基本德行，他更为担忧的一是“清而无干，不能为百姓兴利除弊，亦只可独善得一己，究于国家无补”，丰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做官光有操守是不够的，那样只不过是独善其身，于国于民，皆无所裨益；二是“清而不明”，就是说为官必须要明理，不能做仅具操守的糊涂官，因为“心若不明，则即其自以为公之处藏不公之弊，而流害不可胜言”，为官内心昏聩，便公私不分，冤滥肆虐。最后，为官要有仁恕之心。丰川指出：“鬼神最忌者，残民害物之人，天地所佑者，仁民育物之人，故仁恕为居官吉祥之本。”就是说为官不能残害百姓、祸及万物，而是要体恤百姓、化育万物，具体来说，为官对百姓要知民生疾苦，要体民生之艰，对属吏要“体其隐衷之忧苦，怜其才力之不足，谅其本心之无他也”，就是要体察属下之隐忧、疾苦。当然这种仁恕并非毫无原则，若“坏法干纪，则断不可恕”。

《丰川家训》既以德性贯穿和统领立身、治家和为官，又各具原则和规范；既有一般家训训导后代立身处世、祈求家祚永恒的共同性质，又有关中大儒崇尚礼教、重视气节的独特属性，对我们当下提升修养、完善人格、安身立命、治家从政不乏龟鉴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敬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