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抗日战争前夕进行的两起滋事事件。结果导致丰台陷入日军手中。

丰台镇位于北平西南，卢沟桥东面。丰台自建火车站后，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平汉等线路均以此为枢纽，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被称做平津的南大门。抢占军事、政治上的战略要地———丰台，自然成了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军和党政人员即由平津冀察等地撤走。1935年夏的白坚武叛乱失败后，日本人便开始策划占领丰台。

在“七七事变”前约两年的时间内，丰台一带由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驻防。当时正值侵华日军积极推进所谓“华北自治”。1935年11月12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到北平，企图“以二十九军宋哲元为中心，策划与华北五省自治相关的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并企图禁止华北的白银南运，破坏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为配合土肥原的行动，日本关东军命令大批部队集结山海关，然后分批乘火车南下，以对二十九军进行武力恐吓。

1935年11月28日，由山海关开到北平的日兵67人，由队长了戒大尉率领，于清晨6时许到达丰台火车站。了戒到站后，当向北宁、平汉两站站长提出要求称：近日来北宁路货车车皮由丰台转往平汉路后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还。日军此来系监视北宁、平汉两路货车车皮“不准过轨”。此后了戒等人在丰台站北的大兴货栈看定房屋9间，限下午2时前让出，并称日给租金4元。几经交涉，该货栈允将临街铺面房6间让出驻兵。

1936年5月，日本为了进一步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决定以“防共”、“保护侨民”为借口，大规模向平津增兵。而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坚持将增兵一部部署在丰台。从6月21日到30日，日军分批进入丰台，并开始在丰台构筑兵营，与二十九军驻丰台部队相距只有约300多米。

1936年6月26日，一列满载中国士兵的列车开进了丰台站，火车汽笛声惊动了二十九军的军马，其中一匹军马跑进了日本兵营的建筑工地。中国士兵来到日军营房门口，要求他们放还军马，遭到无理拒绝，双方争吵起来。这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几名军官闻讯赶到现场，要求大家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然而第二天，一群日军闯进三十七师驻军的马厩进行挑衅，与中国守军发生械斗。中国士兵被迫奋起自卫，双方都有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赔偿”并“撤出丰台”。宋哲元答应“道歉”，但拒绝从丰台撤兵，只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官兵调往北平西郊颐和园，将三十七师一一跂旅的部分官兵调往丰台。此为“第一次丰台事件”。

8月31日，日侨森川太郎闯入二十九军驻丰台军营无理取闹，与卫兵殴斗，被刺伤。日军立即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了二十九军的威胁”为由，要求二十九军撤出丰台。宋哲元只是派人前去交涉有关赔偿、道歉、惩办打人者了事。

此后，丰台日军更不断向二十九军寻衅。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甚至发布命令宣称：“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中国驻屯军应立即断然给以惩罚。”9月18日下午，二十九军丰台驻军的第五连孙香亭部在营房外铁道附近演习，回营途中与日军中队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入孙香亭连行进的队列中，孙部士兵以枪托击马。日军以此为借口，将孙香亭连包围，并要解除其武器。孙香亭上前交涉，遭日军扣押。双方对峙。此时，日军队长牟田口廉也闻讯率一个大队从北平赶来增援，行至大井村，与二十九军展开枪战，日军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切断，强占丰台重要地点，威逼二十九军，双方对峙一整夜，此为“第二次丰台事件”。事后，日军要求：“在丰台地区之中国军队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但宋哲元只答应中国军队移防到丰台东南方赵王庄、新林庄。

此后，日军用卑鄙手段非法占领丰台后，以宛平城、卢沟桥为攻击点的“军事演习”日益频繁地举行。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二十九军也积极调整了部署，尤其加强了卢沟桥等地的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