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28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两位常委周恩来（时任组织部长）、李立三（时任宣传部长）多次谈话要点，由陈毅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确认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并将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其职责是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政治领导、部署命令等；要求红四军官兵维护朱、毛领导，明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武装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红军第四军，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正确领导指挥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巧渡汀江，轻取汀州，三克龙岩，直下永定、上杭，取得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开辟出闽西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但是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非常大。这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而且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使这些不正确思想继续存在和发展。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试图以会议的形式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会上，虽然毛泽东不要设立红四军军委的主张占了上风，但最后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陈毅当选，毛泽东落选。

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离开领导岗位，到福建的蚊洋一带隐居养病读书，历时五个月之久。其间，陈毅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表示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并于1929年9月28日发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提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鉴于红四军问题关系重大，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安排，由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和另一名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同陈毅一起组成三人委员会，周恩来为召集人，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

“九月来信”是我党早期在周恩来、李立三主持下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红军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六大”后到1930年，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六大”，周恩来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任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分工负责军事工作。1928年9月军事部长杨殷牺牲后，他兼任军事部长。

“六大”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各级领导第一把手都是工人，但是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领导能力差，基本都由秘书长领导。在中央也是如此。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差。1928年“六大”后到1930年3月周恩来去苏联之前，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2月7日，周恩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朱、毛写信，指示红军分散活动，要求朱、毛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起草这封信时，朱、毛率红军正从井冈山突围，屡遭失利，处境十分困难。当时中央与各地红军还没有无线电电台，联络完全靠交通送，交通不便，信息阻隔。

信写好不几天，2月中旬，朱、毛红军在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之后到达闽西。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爆发内战，无力“围剿”红军，给各地的红军造成发展的机会。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4月初他又一次致信朱、毛，说如他俩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与中央讨论问题。

毛泽东落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周恩来十分慎重

但是，这封信还未到红军，红四军内部却出了问题。红四军领导对建军原则、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是有分歧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意见，但是大家顾全大局，没有影响工作。中央为加强力量派了留苏学生刘安恭等人5月初到红军工作。刘将苏联党内斗争那套做法搬来，将争论公开化，并将领导人分派，说朱德拥护中央指示，毛泽东自创体系不服从中央指示。会前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含沙射影攻击朱德。这些挑拨的话加深了意见分歧。前委没有引导大家进行对外斗争，自己不拿办法，提出“大家努力来争论”。在这种情况下，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毛泽东落选。另外，朱德善于带兵，和战士一起挑粮，衣着像个伙夫头，深受中下层干部和战士的爱戴。毛泽东经常在屋里思索问题，计谋多，在上层干部中威望高。但代表大会代表中中下层干部与战士多于上层干部，这也是毛泽东落选原因之一。会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7月上旬，毛泽东离开红军，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8月中旬，消息传到在上海的中央，周恩来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他还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中央(不久刘作战牺牲)。

周恩来对陈毅说：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强调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到达后，他住进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始写报告，他一共写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等7个报告。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里间谈话，陈毅的哥哥在外间下棋掩护。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他强调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周恩来讲这个话不仅是由于听了陈毅的汇报，也是由于他了解陈毅、毛泽东、朱德。在欧洲他就认识陈毅、朱德，他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朱、毛、陈3人之中，朱德年龄最大，比周恩来大12岁，从戎多年，是忠厚的长者，讨伐袁世凯护国军的名将，滇军的高级将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别擅长山地战、游击战，以少胜多，他的这些经验对于初创的红军特别重要。陈毅小周3岁，喜爱文学，为人正直、坦荡，自然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不如前两位。

所以有一个传说，周一见陈毅就说，你能行吗。回去后赶快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

在和陈毅的多次谈话中，他们不仅谈到许多具体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讨论了许多原则问题，经过讨论他们对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陈毅将这两个月的谈话称为“训练班”。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九月来信”。

指示信明确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意在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将农村的红军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其二，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指示信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其三，针对红四军各党部关于分兵与集中的争论，信中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信中批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这封信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加强党在红军的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指示信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具体提出不正确倾向的观念：“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

指示信指出了“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首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929年9月，根据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谈话要点，由陈毅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前委领导和全军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胜利召开古田会议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