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医学交流,从古,中国与境外
医药科技事业、人员的交往、融合过程。
解释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医药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中国作为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母体的东洋文明的中心,其医药科技与其他文明一样,直到19世纪中期,一直向周边小国输出。
由于汉字是东亚共同使用的文字,文化上完全没有障碍,所以当时以汉字为载体和工具的学术交流、科技及知识产权输出以及人员往返,甚至没有出国的概念。周边地区被视为天朝的夷狄之邦,要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被认为有正统的“国”的地位。
直到19世纪后期,中国才感受到落后于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列强,不得不慢慢打开沉重的帷幕,医药学与其他文明开始作为“新学”输入中国。
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外医药科技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中朝医学交流 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医药学通过高丽传到邪马台国(日本)。当时,高丽比邪马台先进得多。这种状态维持了近两千年。在明代,高丽重视医药卫生,常聘中国医生前往诊病教授,并派当地医生到中国求教,收集并刊印中国医书;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推行“乡药化”。医药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所谓“华夷融合”景象。洪武年间,中国闽中道士杨宗真去朝鲜从医,洪武十二年(1379)高丽任他为典医。
永乐五年(1407)九月,高丽派王子来中国,随员中有医生“判典医监事”杨弘达等人。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使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赴朝为朝鲜世宗王诊病,讨论治疗对策,并传授医方。宣德二年(1427)明使随员医人王贤去朝鲜,参与世宗王疾病的诊疗。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明医官潘继、期周等应朝鲜宣祖王邀请赴朝从事医疗。据《景岳全书》载,张介宾壮年时也到过朝鲜。在中国医生帮助下,朝鲜对乡药和唐药的鉴别及质疑研究蓬勃开展。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朝鲜派黄子厚来中国,广求朝鲜不产的药材。永乐二十一年(1423)和宣德五年(1430),朝鲜两次派芦重礼等医生来中国,邀请明太医院医生周永中和高文中,质疑并鉴定朝鲜药草的真伪等。中国《医学疑问》载,1617年朝鲜陪臣随医崔顺立等来中国求教医药问题。
问答内容由傅懋先撰成《医学疑问》一书。所有这些书籍的刊印、出版,中国视为“华夷融合”,实行宽厚政策,从不计较版权被无偿使用。明代,朝鲜对中国医书广为翻刻刊印发行。据朝鲜李朝宣祖年间出版的《考班撮要》载,仅1430~1585年,就有《黄帝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经》、《直指方》、《圣惠方》、《得效方》、《伤寒类书》、《医学正传》、《脉经》、《衍义本草》等70多种。朝鲜李朝重视中国医书的整理研究和中国药“乡药化”的事业。先后撰写了《乡药济生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和《寿养丛书类聚》等,在中朝医药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乡药济生集成方》由朝鲜集贤殿直提学俞孝通、典医监正芦重礼和典医监副正朴元德等主笔,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基础,“以中国医书为经,以朝鲜传统医籍为纬”,收集《太平圣惠方》、《直指方》、《圣济总录》、《妇人良方》等中朝医书中的材料,共分931条病症、10 706首医方和1 479条针灸方,药材按宋代《证类本草》顺序,收载630种。
《医方类聚》由朝鲜集贤殿副校里金礼蒙等所撰,整理和引用医籍有中国医书152部,朝鲜医书《御林纂要》1部,全书共266卷264册,收藏中朝医方5万多首。
《东医宝鉴》是李朝太医许浚遵宣祖王之命,整理71种中国医书和三种朝鲜医书而成。全书共25卷25册,从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5个方面,对中国和朝鲜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病症医方、药物方剂和针灸等进行全面综合,于1613年11月以朝鲜内医院刊本刊行。
《寿养丛书类聚》由朝鲜李昌廷依据中国《三元延寿书》等书加以整理而成,刊于1620年。明代,朝鲜世宗王按照中国法医制度,把中国的《无冤录》作为吏科、律科的取材课目。1438年将《无冤录》加注成《新注无冤录》颁行各地,作为官方法律书之一,1483年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作为法医验证参考书,广为颁行。
在医事制度方面,天顺八年(1464)五月,朝鲜将《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诀》、《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科直指方》、《铜人经》、《凝固脉经》、《大全本草》等中国医书作为医学取材课目。明代,朝鲜鼓励输入中国药材。朝鲜世亲王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朝鲜多次遣使到中国求取人参、松子、五味子、葫芦、虎骨、鹿角、鹿脯等药。正统三年(1438)和弘治二年(1489),中国应朝鲜请求,把麻黄、甘草、等药种赠给朝鲜,使之引种栽培。中日医药交流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即派使节赴日本。以后互有往来,不断通商交易,虽倭寇之患至明代未断,但物资交流始终不绝于时。医学技术方面,1370年有竹田昌庆来华,向道士金翁学医,金翁爱其才收竹田为女婿。竹田曾医治太祖皇后难产,使母子平安,赐封安国公。1378年回日本,带去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形图,丹波元简认为,此铜人图是元代仿天圣铜人而复制者。这是第一具铜人传日,对推动日本针灸学发展影响甚大。田代三喜23岁入明,当时日僧月湖寓钱塘,以医行世,著《金九集》(1452)、《大德济阴方》1卷(1455),田代师事之,学李、朱之术。居12载,1498年携《金九集》等方书归国,为人治病,拯济甚多。
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1卷、《诸药势剪》1卷、《药种稳名》1卷、《医案口诀》1卷、《三喜十卷书》8卷、《直指篇》3卷、《夜读义》1卷、《当流和极集》1卷等多种医书。皆能汇入个人经验而发扬李朱医旨,是李、朱学说在日本的开山,其徒曲直濑道三及其门人均为日本一代名医。古林见宜名正温,其祖佑村好医方,游学于明,居数年,业大进,归国时明帝赐以蜀锦。从曲直濑正纯学丹溪之术于京师,兼攻张仲景、河间、东垣三家说。著《外科单方》,独树一帜。与同学崛正意(号杏庵)相谋,立嵯峨精舍,门下三千人从学。古林教学重《医学入门》,讲读以导诸生,使此书盛行于日本,取李《习医规格》梓行,使医学教育更臻正规。门人古林见桃、松下见林等,皆有医名。
古林其他医著有:《纲目撮要方》、《拨萃正温方》、《辨药集》、《医统粹》等。这一时期针灸术在日本得以复兴。金持重弘好学精医,擅针灸,天文(1532~1554)中,承大内义弘之命赴明深造,得太医院称赏。吉田宗桂,通称意安。1539年伴日本使节僧策彦周良来华,明人以宗桂诊治神察,呼为意安。1547年再次与策彦使明,治愈明世宗之病,世宗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遂携所赐方书归国,令名益彰,自成一家,子孙世以意安为号。
1606年,林道春于长崎得《本草纲目》,献给幕府,为《本草纲目》传日之发轫。宽永十五年(1638)幕府于江户南北两所(品川、牛迅)设药园,本草之学益盛,17世纪,《救荒本草》传入日本。此期间由中国赴日的医家有元末明初的陈顺祖,因不愿仕明而赴日本九州业医。将军足利义满慕其名。召之诊疾,固辞不往。子大年嗣其术,始赴京都业医,受将军大名礼遇,日本人称为陈外郎。陈大年孙陈祖田,尤善医,颇得诸大名及禅僧敬重,亦有陈外郎之称。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医药交流 明代,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成为近代中西医交流的桥梁。传教士的医疗活动 15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欧洲掀起一股海外殖民浪潮,罗马教廷也开展海外传教活动,一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乏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包括医生。他们来华后,主要从事传教,翻译宗教和西方科学书籍,参与宫廷活动,协助中国士大夫编修历法等工作。偶亦有行医者。他们中最早涉及西医活动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著作,唯于《西国纪法》中记述了神经学说,首次将西方神经学和心理学介绍给中国。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原名王丰肃)的《空际格致》涉及希腊四元素说及一些解剖生理知识。
他在《修身西学》中提到血液生理。万历三十四年(1606)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在北京专修历书,研究水法,著《泰西水法》,其中涉及消化生理学的内容,在医学理论上遵奉希波克拉底的四元素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性学粗述》,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最多,卷3提到四体液的生成、分离、功用和所藏部分,分析了四体液与疾病的关系,指出疾病、衰老、死亡都是由于四体液不平衡造成的结果。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真主灵性理论》,论及人体骨骼数目及其生理功能。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著《主制群证》2卷。上卷论人身骨骼数目和功用、肌肉数目、血液的生成,在论及生养之气和初觉之气时,将微细管与神经相混淆;介绍了静脉、肝静脉、肝门静脉、心大动脉和心大静脉;谈到脑和脑神经生理。解剖生理多本盖伦学说,与上述诸书大同小异。葡萄牙传教士博汛际的《寰有诠》和《名理探》,提到心脏和视觉功能,论及人与四体液的关系,提出大脑具有控制知识、记忆、意志及情绪等作用。瑞士传教士邓玉函,是传教士中最博学者。他是医生、哲学家和数学家,伽利略和G.布鲁诺的好朋友。其精湛医术得到皇宫贵族的赏识,35岁时加入耶稣会。万历四十六年(1618)离里斯本,到印度、交趾(越南)和中国,途中收集了大量矿物、动物和植物标本,研究了气候学和人种学,均记入旅行笔记。经他翻译校阅的有《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
早期西洋医学机构
①传教士译著中的西方医事制度。在传教士译著中,偶可见零星的关于西方医事制度的介绍,艾儒略提及医学是西方大学四学科之一,共读6年。《西方答问》卷上“济院”一节中介绍了欧洲慈善机关的设置情况,共分5等:即普通病院;传染病院;残废病院;育婴堂;收容无依旅客者称“施舍之院”。
②葡萄牙在澳门设置的医事机构。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西方医生、传教士便在那里从事医务活动。隆庆三年(1569),澳门主教加奈罗建医院二所,不久澳门又建圣拉斐尔医院。万历七年(1579)左右澳门置麻风病院1所。万历二十二年(1594)设澳门圣保罗医院,并附设实习班。教授神学、哲学、拉丁文学,有图书馆、观象台及药房等,是最早在中国设立的西医学校。
中西药物交流
①中国药物输向欧洲。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书籍,有“关于草药的许多书籍,为治疗疾病而投以草药的方法”。中医药知识假传教士之手,向西欧传播。定居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起很大作用。卜弥格,波兰人,任过波兰王的首席御医。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本,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他还著有《医论》,全书共6部分,介绍王叔和《脉诀》、中医舌诊和望诊,收集了近300味中药,有木版图143幅,铜版图30幅。当时耶稣会与荷兰印度公司有隙,书被改名为《中医示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版。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才恢复卜弥格的名字,用原版本刊印。卜弥格未刊稿中还有《中国医学家》。
②西洋药物学的传入。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因无特别疗效,传入数量不多、影响不大。这一时期的中西医交流可以说是平行的,没有发生交锋和碰撞,例如像王肯堂这样与传教士有过私人交往的医家。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交流 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医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405~1433年,明朝派郑和率船队7下西洋,每次随行医官医士180多人,还有善辨药材的药工,对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木香、芦荟、乳香、木鳖子等药。永乐三、四年东南亚多国相继派使入贡玳瑁、珍珠、降真香。渤泥国派使赠送大片龙脑、米脑、降真香诸香药。
其后民间通商贸易输入中国龙脑、梅花脑、降真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犀角等。彭亨国(今马来西亚东部)曾多次派使向明朝赠送片脑、乳香、檀香、苏木等。明成祖朱棣令郑和两次出使其国以礼回访。与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交流:洪武年间(1370~1378),三佛齐国王先后6次遣使并送肉豆蔻、丁香、米脑,以及其他许多香药。永乐七年(1409)苏门答腊老王锁丹难阿必镇率使臣来中国,居三年方回本国。此后两国关系密切,该国不断遣使入明、带来的药物有苏木、丁香、木香、降真香、沉香、速香、龙涎香等。《大明会典》记载了爪哇输入中国的药材有犀角、肉豆蔻、白豆蔻等数十种。明代,广东、福建一带人有不少侨居印度尼西亚,带去了中国医药文化。据《明文·暹罗传》记载,暹罗(今泰国)多次入贡的药物有犀角、片脑、米脑、糖脑、脑油、脑紫、蔷薇等数十种,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仅苏木、胡椒、降真香即多达17万斤,暹罗的药用酒类也引起中国医家的重视。20世纪开始,中国逐步确立了西方医药的主导地位(见现代医学),中外医药学进入频繁交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