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铜佛造像是指用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鎏金的可移动的佛教造像，间或亦指镀金锤像。包括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诸天等形象。

这一阶段包括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相传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遣蔡往月支国，归国时即携回金人──优填王像，但此说似不足信。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大造可容3000人的佛寺，于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绵采”，一般认为即是金铜佛像，也是中国造像立寺首次见于记载。现存金铜佛造像均为三、四世纪以后遗品。多着通肩衣，禅定印，四足方座或莲花台座，举身舟形大背光。雕法拙朴，衣纹形式化。

中国现存较早的一件金铜佛造像，1956年出土于武昌市莲溪寺一座砖墓中，在一件鎏金铜带饰上镂刻有佛像。佛立于莲花台座上，有肉髻和圆光，袒上身，披飘带，下穿裙。该墓出土有吴景帝永安五年（262）铅地券，说明佛像的时代为三国时期。传世金铜佛造像中，有几例出自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但均流往国外。其中后赵石虎建武四年（338）铭造像，是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现藏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此像作禅定印，通肩衣，衣褶自身体中心线向左右相对称地雕出。佛座为四足方座，座前正中有博山炉，左右各配一狮子。雕法朴素，衣纹形式化，属早期金铜佛造像的式样。相传西北地区出土的夏赫连定胜光二年（429）铭金铜佛像，基本上继承了建武造像的传统，手势、衣纹、佛座等都属于早期样式。此外，辽宁省北票将军山石椁墓出土的一件金饰上，有锤成带火焰身光的坐佛，两侧有捧物供养人。该墓主人卒于北燕太平七年（415），这是已知北燕最早的佛教造像。传陕西省三原县出土的一件金铜菩萨立像（现藏日本藤井有邻馆），可能为十六国末或北朝初年作品。菩萨立于莲花上，双腿稍张，面相威严，帔帛自肩垂于腕上，手戴臂钏。头上作宝髻，右手上举，左手下垂执宝瓶。全身稍感扁平。

地当印度佛教艺术东传中国的交通要冲，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外国考古学者在新疆和田（古于阗）劫去的金铜佛造像，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受到注意。其中，1902年日本大谷考察队渡边哲信等人劫去的金铜佛头有两个。从颈部断面看，均为圆雕，系与躯干分别铸造后再合为一体。一件佛头圆面大脸，有口髭，长垂耳，前额留有八曜文凹孔，肉髻顶部作成8字形束髻纽。头部多处有镀金遗痕。另一佛头后有平板状背光。这两件金铜佛头，据推定时代约为四、五世纪。瑞典人斯文赫定从和田劫去的一躯金铜佛像，也是佛像与光背分别铸造的。光背呈圆形，上有尖头，圆内有六体化佛。据推测此像时代不晚于5世纪初。

传世的南朝金铜佛造像发现较少，现存两件宋文帝元嘉年间造像，可为其早期代表。一件是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坐佛像，通肩衣，禅定印，举身舟形背光等，仍固守较早的传统手法。光背饰火焰纹，四足方座上加一层束腰须弥座，衣纹规范化以及较北方金铜佛像为优雅的面容，是此像的特点。另一件为元嘉二十八年刘园造坐佛像，形式同前，唯坐佛左右及头光上各有一坐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石家庄市北宋村2号汉墓的扰乱层中，出土铜佛像2躯和佛座、鎏金光背各一件。一佛像结跏趺坐，通肩衣、禅定印，有通身舟形光背，左右各立一菩萨。光背上设圆形华盖，饰放射状莲瓣。另一佛像无光背、华盖和宝座，也作结跏趺坐，通肩衣、禅定印。这组佛像有人认为可能是后赵遗物。北魏传世金铜佛像中纪年较早者，一为太平真君元年（440）朱雄造坐佛，一为四年范申造立佛像。后一像立于四足方座上，座上设低圆莲座，通肩衣纹隆起，用双重线条表示，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该像造于太平真君七年灭佛之前，不同于灭佛后的云冈石窟造像，因而值得注意。北魏金铜佛除坐、立佛，还有释迦、多宝并坐像，如传世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太和十三年（489）二佛并坐像（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太和二年河间乐成人张卖造弥勒像（日本东京田泽坦氏藏），结跏趺坐，通肩衣、禅定印、四足束腰高方座等仍为古式，头部比例大，面容似柔和含笑的童子形。现存山东省的太和二年妻刘造弥勒像，做法大体相同。太和八年丁柱造金铜莲花手菩萨像（现由意大利一私人收藏），采用立姿，两腿略开，立于四足方座上，身后为火焰纹舟形光背。头部略大，袒上身，高宝髻，帔帛自双肩绕至肘部。右手上举莲花，左手下放执宝瓶。上述太和式金铜佛像造型朴质、形体微胖之风，在6世纪初的景明、正始、永平铭诸像上仍保持着余势。大约至延昌年间，出现了新的风貌。延昌二年（513）观音像（东京私人收藏），帔帛交叉，宝缯自高冠垂于两胁，全身已不复有扁平感。面貌清瘦潇洒秀丽。

多出于河北省定县附近。同曲阳修德寺所出汉白玉石造像一样（见曲阳修德寺石造像），这里的金铜佛像最早亦为神龟年间。正光五年（524）新市县（北魏属定州）午猷为亡儿造弥勒像（现藏美国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高0.77米，是一组包括一立佛、 二立菩萨、二思惟菩萨、 四供养菩萨、二力士、十一飞天、二博山炉、二狮子的大型造像。该像造型精美，据称1924年出土于正定郊外，是现知北朝金铜佛造像中的佳品，也是定州造像的杰出代表。主像立于双层四足方座上，背有透雕火焰纹舟形光背，光背外缘有十一飞天。褒衣博带式大衣下裾两端呈锐角伸展是该像的特点。胁侍菩萨宝缯飞扬，帔帛交叉。整铺造像以主像为中心，在其周围对称地配置各个造像。这种形式严整、强调装饰化的作风，秀骨清像、风神飘逸的形象，反映出由于孝文帝推行改革政策后，南朝造像风格影响到北方，上层社会风气由质朴豪毅转向优雅繁缛。以此像为代表的北魏晚期造像式样，不仅与其后孝昌、永安铭诸像无大差别，而且影响迄于东魏、北齐造像。

东魏金铜佛造像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继承北魏造像的某些样式，同时又显示了向北齐造像过渡的新作风。天平三年（536）定州中山上曲阿县乐家兄弟造弥勒立像（现藏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火焰纹光背细密华丽，衣裾扩张有力，面目舒朗，风姿清秀，显然是正光五年像以来的传统。但是，身躯比例已有变化，头部较小。面相、衣纹等开始有了圆的意味。武定二年（544）三尊立像（现藏巴黎），菩萨宝缯飞动，衣裾两角尖长，身姿矮壮钝重，衣纹简洁洗炼，表现了东魏造像的特点。北齐金铜佛造像大都短胖丰满，宽肩鼓胸，有厚重感。天保二年（551）观音像（东京龙泉堂藏），有二胁侍菩萨。除上述特点外，舟形举身光、四足方座、交叉式帔帛等，都还是北魏造像的流绪。1958年山东省曲阜县的胜果寺遗址中，出土六铺鎏金铜造像，大多完整，包括一佛、二菩萨像四躯，立菩萨像二躯。其中，武平三年（572）造观音佛像，胁侍二立菩萨，观音佛立于覆莲座上，舟形光背中满饰火焰纹，下为双重四足方座；天七年一佛、二菩萨造像，光背上有三体化佛，覆莲座四周饰小像数个，二躯菩萨立像，右手均下垂，左手一上举，另一托物，饰璎珞，佛座一为莲座，一为前呈五角形、后作椭圆形。

遗存较少，多有向唐代造像过渡的特点。两肩宽厚，胸部隆起，面相饱满，着褒衣博带式佛装。上身比例略大,形体缺少变化。开皇四年（584）董钦造阿弥陀佛像（现藏西安市文管处），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各有光背，还有博山炉和二狮子。开皇十三年阿弥陀佛像（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采用简洁的圆刀手法，像后配以双树。

唐代以后，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以建立宗派，传译佛经，发展寺院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单纯的金、石佛造像较前减少。木雕、铸铁佛造像渐次流行。尽管如此，现存唐代金铜佛造像，仍不乏造型精美、身肢婀娜的实例。1973和1984年，陕西临潼纸李和邢家村，先后出土两批鎏金铜佛像，总数达579件，其中唐造像占相当比重。这批佛像以身肢扭曲的观音菩萨立像为大宗，通行莲枝与四足方座相结合的座式，光背镂空，有的作背屏式；菩提树形七佛造像有多例。以上佛像均形体丰满多姿，雕镂精工，反映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