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也称作中国社会史论战。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它不仅是学术论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

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峻的问题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为了正确解答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和任务的问题，就需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当代社会的性质。各阶级、各党派的人们从各自的阶级派系的利益出发，站在不同的立场，积极参予了这场论争，提出并宣传各自的论点，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1928年6~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革命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六大”这一科学论断，遭到了敌对的阶级或党派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攻击和反对，也得到了进步的革命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的拥护和捍卫。论战实质上是围绕着“六大”决议而展开的。

论战从对于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开始。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1892~1978)于1930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批驳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的。同时，李达也积极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主张，于1929年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具体分析。他们的著作，遭到了论敌的猛烈攻击。

参加论战的各色人中，有新生命派，即由国民党官僚戴季陶(1890~1949) 陈果夫(1892~1951) 周佛海(1897~1948)等所创办的新生命书局，根据蒋介石(1887~1975)的“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部铲除”的反革命意图，出版《新生命》杂志，抛出许多反共文章。还有以汪精卫(1883~1944)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于1928年由陈公博(1890~1946)等创办《革命评论》，宣传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发表了一些反共文章。还有胡适(1891~1962)梁实秋等创办的新月书店，于1929年底出版《新月》杂志，提出了“中国现状”问题，发起讨论。还有以陈独秀(1880~1942)(当时仍留在共产党内)为首的少数人，他们信奉JI.Д.托洛茨基(1879~1940)的主张，撰写直接针对中共“六大”决议的文章。此外自1931~1933年由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亦号召各派对自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性质问题，开展全面的论战。这些派别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论点，归结起来不外是:①中国没有存在过奴隶社会;②封建社会的历史很短，到秦朝就已消亡;③此后到清朝2000多年，是一个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或称前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社会;④鸦片战争以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面对着各种反动的社会史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反击。1929年11月由中共理论工作者在上海创办《新思潮》杂志，1930年4月该杂志第5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号》发表了王学文(郑景)、吴黎平、李一氓、潘东周、向省吾等人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点，集中地批判了新生命派，尤其是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点。同年6月，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提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驳斥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创办了《社会科学战线》，投入论战。这时论敌的一些文章主要发表在《动力》杂志上，对《新思潮》进行攻击。

《读书杂志》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阵地。该杂志自1931年第1卷第45期起，《中国会史论战》特辑，到1933年3月汇编成3卷4册。在该杂志发表文章、参加论战的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等，托派的任曙、严灵峰、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国光社的王礼锡、胡秋原;中国共产党方面则有《新思潮》的成员，还有刘梦云、张闻天(1900~1976)熊得山等;此外，也有其他革命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的人士参加。

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派理论家中，以托派最为活跃，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字句。他们的论点无非是说，帝国主义的侵入“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农村在内的封建势力，已是微不足道的残余，占支配地位的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因此“中国日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和买办资本同民族资本之间的根本区别，混淆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把对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科学论断污蔑为没有根据的宣传。

许多进步学者，特别是新思潮派，严正地驳斥了托派及其附和者的谬论。他们理论结合事实，正确地指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作坊的出现，已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荫芽;帝国主义的商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移入，固然打击了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城市行会制的手工业，但相反万面，帝国主义在农村中勾结和维护了封建生产关系，在城市中打击了民族工商业，使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正常地建立起来，使中国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这些分析和论断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已过了高潮时期。1933年神州国光社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读书杂志》被迫停刊，论战在上海告一段落。

从1928 年开始持续 10 年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这场论战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虽然参战者之中也有中间派人物,但论争本身实质上是革命文化界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组成部分。通过论战,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道路(包括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改造道路)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土地革命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1935 年7月沈志远在《现阶段中国经济之基本性质》一文中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经济。”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这场论战的重大理论成果在文化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理论战线反“围剿”斗争中取得的一个胜利。

(二)这场论战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撰写哲学社会科学论著,都是为了论战的需要。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剖析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有力武器。

例如他们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性质时,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批判反对派的机械论。他们指出机械论的思维方法是“是一是”“否一否”。因此他们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要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要么是封建主义制度,此外没有另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关于革命性质,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可能有第三种形式-工农民主革命;在政权形式上除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外,不可能有“居间的统治形式”工农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帝国主义者的人侵,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使封建主义的解体它们又有意识地维护和扶助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既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阻碍和压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既破坏它，又巩固它;既促进它,又阻碍它。这种“一正一反”的矛盾运动,是一切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者“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但是这种“一正一反”的矛盾运动却正是近代中国经济状况最本质的特征。此外,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普遍用质和量、一般和特殊、主观和客观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内因和外因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使之成为战胜论敌的有力武器。

(三)在论战中,运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地租形式商业资本等的论述都是当时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根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的学说。他们运用这些理论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中国民族经济的关系,对中国自古至今的经济发展概况,中国近代的农业、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以及农村经济状况-地占有、阶级构成剥削形式等都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一支生气勃勃的经济理论队伍在论战中成长起来。

(四)这场论战的又一积极成果，是中国历史科学体系的开始形成。中国学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是伴随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而展开的。论战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过去所经历的道路和今后发展的趋向。它包括了从远古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深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对我国自古至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他们经过努力探讨,终于寻找出我国历史发展的严整体系。首先是把 1840 年鸦片战争确认为划分我国社会史段落的一个界碑。1932 年出版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正式把鸦片战争定为我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次是认为自奴隶制崩溃以后至鸦片战争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虽然学者们对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划界时期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 2000 多年其间未曾出现过超越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其他社会形态。再次，马克思史学家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对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现。到了30代中期，“周奴隶社会”论,为越来越多的史学界人士所赞同。此外,郭沫若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氏族组织等进行的粗略描述,冲破了历史怀疑论者的迷魂阵;吕振羽对殷代以前的远古社会历史，也初步整理出一个系统。总之,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把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历史演化过程,勾画出一个明晰的轮廓构成一个科学的史学体系。这些研究成果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30 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关怀下,更多的史学家利用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的成果,把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