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史》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重要中国教育史著作。全书内容分正篇与辅篇两部分。辅篇即附于正篇之后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年表》。而正篇主要介绍了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学校系统、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九章内容。
周予同（1898—1981）初名周毓懋，学名周蘧，又一学名周豫桐，浙江瑞安人。少年时代，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毕业后，进了瑞安中学。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 受“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周予同和同学们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1919年“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北京各校代表数十人举行联合大会，他就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并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壮举。 1920年，周予同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次年到上海工作，直至1932年。他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担任过教育杂志社主编，并一度在上海大学执教。这十余年，恰风华正茂，是他学术上大有建树的时期。1925年2、3月，他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了《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题名《经今古文学》出版。1926年10月，还发表了论文《僵尸的出崇》，猛烈地抨击
北洋军阀政府的“读经”叫嚣。后来，又出版了《经学历史》注释本和《朱熹》等著作。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义愤填膺，与胡愈之等联名抗议，揭露真相。当时，参加大革命的周谷城来到上海，生活上碰到困难，他热情的给予帮助。颇有趣味的是，后来两人长期任教复旦大学，因为同年出生，加上同姓、同学又同行，被复旦“二周”。 1932年周予同离开上海，回乡探亲。一度在浙江十中任教。1933年，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曾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35年又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这几年里，他一方面继继研究经学史，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汉学师承记选注》等，另一方面，为编写教材花了大量心血，如编写了《本国史》、《国文教科书》。此外，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至1941年，周予同仍在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南洋研究馆主任、教务长等职。1943年至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当教授，一直到逝世。从抗战爆发到上海解放这段战乱的年代里，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他身陷“孤岛”，正气浩然，宁肯挨饿，决不到日伪办的学校教书。抗战胜利后，新的内战又起，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动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解放前夕，复旦进步学生遭毒打，周谷城曾起草宣言，揭露真相，他与陈望道、洪深、曹亨闻、朱伯康等著名人士均签了名。坚定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为保障人民权利与民族解放而奋斗。解放初期，周子同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等职。1957年以后，兼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繁忙的社会活动，他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从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并悉心培养学生，指导学生和二届研究生撰写专题论文。六十年代初，他和汤志钧合撰了七篇论文，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此外，他还主编了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和《辞海》经学史全部条目。周予同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公开抵制极“左”的观点。1965年。围剿吴晗《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愤激地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会上，他公开说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乱打一 通”。这一下，真是闯了大祸了。1966年，上海“首批周予同”，他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磨难。一位古稀之年的学者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 粉碎“四人帮”后，周予同的冤案得到昭雪。他虽然病魔缠身，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挣撰写有关论文，并编辑自己的论著选集。遗憾的是，选集尚未正式出版，却于1981年7月15日早晨溘然病逝，终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