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编年史》是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赵伯陶。该书上自周秦，下至当代，18卷1400万字，由武汉大学等10余所高校共同完成，武汉大学文学院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其编纂历时6年，先后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985”资助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

《中国文学编年史》按时间顺序排序，上自周秦，下至当代。其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重要的文化政策；

2、对文学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说书、演出和相关艺术活动等）;

3、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

4、作家活动（如生、卒、入学、中举、中进士、历官、游历等）；

5、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价（传播、接收）

6、争鸣（团体之间和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

1、周秦卷：介绍了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04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2、汉魏卷：介绍了自公元前203年至公元265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3、两晋南北朝卷：介绍了自公元266年至公元58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4、隋唐五代卷（分为三册）：介绍了自公元590年至公元95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5、宋辽金卷（分为三册）：介绍了自公元960年至公元1278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6、元代卷：介绍了自公元1279年至公元136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7、明前期卷：介绍了自公元1370年至公元152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8、明中期卷：介绍了自公元1521年至公元160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9、明末清初卷：介绍了自公元1601年至公元170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0、清前中期卷（分为两册）：介绍了自公元1701年至公元183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1、晚清卷：介绍了自公元1840年至公元1911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2、现代卷：介绍了自公元1912年至公元1949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13、当代卷：介绍了自公元1949年至公元2000年之间的重要文化政策、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以及各种争鸣、论辩等。

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下称《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前不久在武汉大学、黄冈师院举行。会议围绕着十八卷本《编年史》的出版及其意义、价值，围绕文学史的编写等主题。 　该书总主编、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介绍说，这套编年史的编纂动机是：回顾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体文学史的写作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薄弱。于是，要编一套完整、系统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编年史》的尝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时间段方面，在年、月、日之外，还设立了阶段和时代；便于考察文学史发展的某一个历史阶段和某一个历史时代。其二，不仅重视作家的作品或他所做的事情，也重视他说过的话，重视他和友朋之间的通信记录。其三，在政治、经济、军事史料之外，特别重视文化史料。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认为，《编年史》是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一部“《通鉴》”。它是第一部文学编年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在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基础上革新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有益尝试，而且会推动文学史的革新。相对于古代历史书写而言，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编年史》试图打破这一新的传统或模式，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明代的复古派，实际上是以复古为革新。 　著名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因年事已高，未能到会，其书面发言认为，《编年史》包含了翔实而丰富的文学史信息，上至周秦，下迄当代，代表了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建树。编年史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先生表示，《编年史》是规模空前的大型著述，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数十年来，我总是在摸索着、尝试着做一些文学史研究工作，我深知这部空前的大型《编年史》的重要性，深知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我读过鲁小俊先生的抽样分析报告，我在获得该书后也翻阅过若干卷，颇有征引详博、抉择多酌之感，从而确信它是一部在深入地查检文献、大量占有基本资料基础上的大型编年史，编著者还在使用基本资料时作认真的核对，并力求发掘新的文献资料，补充既有著述之不足。”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韩瑞亚教授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研究文学，都离不开对历史事实的了解。《编年史》代表的是中国和国外可以共享的成果。同时，本书对国外的研究者而言，价值更大。在国外，除了几个有名的图书馆以外，多数图书馆中文藏书很少，没有足够的参考书作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有着丰富的原材料的参考书显得更为重要。从教学角度来看，国外开设的中国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很大，要备这种课，需要有这样一套通史作为参考。韩瑞亚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谈了《编年史》的重要意义：《编年史》打破了文体分割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跨很多文体，对她将来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要将历史碎片与有逻辑的整体的历史联系起来，编年体写作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作。 　与会专家还就文学史的编写发表了看法。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作了题为“纪传、编年、专史——讨论文学史写作中的三驾马车”的发言。他说，凡是写史，不能不考虑著述的体例。所谓著述的体例，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学养、才情、趣味，以及背后的文化历史等等。梁启超认为，进入20世纪，通史会逐渐解体，各种专史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重心。罗根泽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也非常重视体例问题。提到先用编年的方式进行切割，接下来用纪事本末体讨论历史过程，最后用纪传体建立对作家的具体批评。这一体例大体上是日后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体例。这两位先生的思路，大体上是把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写作方式相结合，这一思路到现在仍在延续。从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的建立，到现在，无数学者投身其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功力与学问如何磨合。陈平原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既然是史，那么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鉴别和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解，这是文学史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副所长王瑷玲教授指出，近年来的一些文学研究趋势，也影响到了文学史的编写。如：一、“接受美学”和“文学生产”的观念。二、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视。三、从性别视角进行研究。四、跨文类研究。研究一个作家，不能只局限于某一文体。另外，还有跨学科的研究，例如对“记忆”的关注。“记忆”包括集体记忆、个人记忆。对私领域的文类，如日记、书信等，不仅文学家注意，历史学家也注意。五、重视新材料。不仅要注意精英文化，通俗文艺的材料也值得重视。

总主编谈编撰思想

陈文新称，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从周秦直到当代，将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以编年的形式加以呈现。该书的编撰组织了包括北大、人大、武大等十几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力量，历时六年完成。《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包括重要的文化政策、对文学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作家交往、作家活动、重要作品和争鸣。

陈文新表示，以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有数十种，其中以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教授主编的品种和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品种被学界公认为很优秀的版本，但是他认为这两套书都是用西方人的观念谈中国文学史的秩序，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而自己此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避免了西方理论的干涉。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就此表示，文学史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每种文学史的写法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晚清以前，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有文言传、诗文评、选本、笔记等，有文学史的线索，但不是一个系统；现在写文学史，不可能完全避开西方的观念。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文学编年史》作为文学史写作多元化的产物还是很好的，作为资料来使用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