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文化史上的丰碑——谈高则诚对南戏发展的贡献 作者：孙崇涛
编者按：本文为南戏专家孙崇涛先生在浙江瑞安举办的“南戏鼻祖”高则诚诞辰七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池浚记录整理。
尊敬的温州市、瑞安市领导，尊敬的来宾：
首先，祝贺高则诚的家乡瑞安市在此隆重举办高则诚诞辰七百周年纪念大会。
我的发言仅从中国戏剧发展历史角度，补充评价高则诚的崇高地位，说明他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后人纪念：
第一，高则诚的《琵琶记》是我国南戏史上第一部由“名公”文人作者参与创作的戏文，代表了中国南戏的最高成就，是宋元戏文的终结、明清传奇的先声，把中国戏剧创作引向新的阶段，开创了中国戏剧繁荣的新时代。成熟的中国戏曲形成于宋金时期，由于南北对峙与隔绝，曾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北方是以元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曲杂剧即金元杂剧作为代表；南方是以在温州起源的南曲戏文即宋元南戏作为代表。南戏诞生于民间，原是初级而粗糙的戏曲艺术，如明代戏剧家徐渭《南词叙录》所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高则诚是位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文人，由于他的最先参与创作，大大提升了南戏创作的文化品位，把南戏推进到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因此可以说，在中国戏剧史上，《琵琶记》是一座里程碑，高则诚是一位划时代的先驱人物。
第二，《琵琶记》的创作，标志着中国戏剧创作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古代戏剧艺人叫“弟子”，编剧者叫“书会才人”，他们靠演戏、编剧谋生。高则诚参与戏剧创作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寄托思想精神。《琵琶记》处处打上了高则诚本人的人生体验与思想烙印，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剧中描写的男主人公蔡伯喈的矛盾和彷徨，体现了功名利禄和家庭幸福的冲突和对立；他的苦闷和窘境，是元朝知识分子进退维谷命运的写照；他的懦弱和屈从，是封建正统教化和严酷现实威逼的投影。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客观上起着揭露封建社会现实黑暗、封建教化桎梏人心和封建科举制度制造人生悲剧的意义。于是，戏剧创作不仅是梨园勾当，同时又是作者抒情、言志、评骘的工具，与诗词、散文、小说并列，跻身于中国文学创作四大板块行列。明代中叶以来出现大批有地位、有文化的文人投身戏剧创作，他们都把戏剧作品当作呕心沥血的“千古文章”来做，这种局面的开创者就是高则诚。
第四，《琵琶记》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作品诞生以来，一直是国内、国外、历史、现实人们关注的对象。相关事实不必多叙，只看以下几个数字：初步统计，《琵琶记》国外的译本有：英文11种，法文8种，德文3种，日文4种，拉丁文1种，此外还有俄文、波兰文、韩文等转译本多种，合计数十种。《琵琶记》国内古代版本，存者42种，佚失4种，近现代校注本不计其数。《琵琶记》古代选本29种，最早选本《风月锦囊》刊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琵琶记》被列为首卷，所选篇幅最大。此书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由葡萄牙传教士带往西班牙，入藏皇家图书馆，时间比1735年法国人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译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出版还早160多年。明代中叶，曾掀起一场有关《琵琶记》与《拜月亭》孰是中国最优秀南戏剧作的大讨论，将当时所有戏剧理论家卷入其中，时间延续50多年。上世纪50年代讨论《琵琶记》，是解放后至今围绕着一部戏剧作品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讨论。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邀集全国160多位戏剧专家、文艺工作者、历史学家和新闻媒体等对《琵琶记》开展了历时近一个月的连续性讨论。
今天，我们纪念高则诚恰逢其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瑞安市要加快文化大市建设，就要经营自己的历史文化品牌。我们的纪念会应该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成为弘扬高则诚精神，发挥戏剧历史文化现实功能的动员大会。希望各位与会专家献计献策，希望瑞安市领导虚心听取各方建议，认真商讨，落到实处，使纪念高则诚活动成为加快瑞安市文化大市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