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38年5月，在白崇禧积极倡导及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1939年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2年12月又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全国规模最大、组织程度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回族抗日社团组织，在组织动员回族全民参与抗日战争及开展国民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重视回族文化教育工作；在赈济灾民、发展回族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有效举措。

抗日战爆发以后，1937年冬，由王静斋、时子周等人在河南联合部分回族准备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受到启发，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为适应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应建立全国性回族抗日救亡组织。鉴于当时日本扶植回族马良为山东省伪省长，同时在天津组建回教会的实际，白崇禧将自己的想法电告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随后邀请唐柯三、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以及孙绳武、王静斋等回族知名人士来南京开会交换意见，在白崇禧的倡议下，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38年5月下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汉口马汉三经营的宏昌皮货局召开成立大会。据记载“是以客岁十月间，淞沪战役正酣之际，白副总长秉承蒋委员长团结全国回民，共御外侮之意，与孙绳武先生会商组织全国回民抗敌后援会事宜。卒因淞沪我军转移阵地，首都继以沦陷，白副总长在前线指挥愈忙，孙先生亦奉委员长命前往西北，抗敌后援会之组织以故未果实现。本年（1938年）初，时子周在郑、陕间服务救亡，亦鉴于回民团结之刻不容缓，爰发起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并刊行本通告。惟当时因会址未定，经费待筹，工作尚未展开。四五月间，白副总长驻节武汉，孙先生亦由西北前来，教中俊彦群集是间，会商回民救亡工作问题，决就时子周先生所发起之协会组织加以扩大，使成全国回民之中心团体。于是修正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章程，并公推理事三十五人，监事九人，共策进行，理事会首次开会结果，互选白理事长暨时子周、唐柯三、孙绳武、马亮、艾沙、刘铁菴、马汉三、李廷弼等九人为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会又公推白副总长为理事长，唐柯三、时子周两先生副之。七月初，党政各机关驻汉办事处均按原计划移渝，本会经常务理事会决定迁此（重庆驻马店105号）。会址与经费即经确定，工作悉上轨道”。

1939年2月1日，白崇禧主持召开第三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王梦扬、唐柯三、白泽民、张剑白、张兆理、马天英、马宗融、杨敬之、王曾善、孙绳武、张观群等18人，在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报告改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经过及重要意义，并讨论各分、支会的组织规程及指导方案，促使回族聚居区的甘宁青分会早日成立，同时讨论新疆分会组织方案，并强调本会是“秉承领袖意志而成立”，“原为救国救教而组织，成立一年以来，工作成绩未能充分表现，殊为遗憾，今后更应加倍努力，唤醒回胞，组织回胞，训练回胞，都是本会的责任，要救教必须救国，如果国都亡了，宗教也同归于尽，务必使全国回胞组织起来，成为铁一般的阵容，贡献国家，所以希望工作人员务必特别努力工作”。这次会议上马天英理事提交南洋访问团计划，得到白崇禧理事长批准，唐柯三副理事长建议联合教内外学者、文化界人士组建“回教文化研究会”，得到大多数参会人员赞成。也有人提出建议国民政府参议员规定回族名额，确保回族参政议政落到实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宗旨为救国兴教，组织动员全国回教同胞参加抗日战争，其次为发展回族教育、恢复生产，进行全国回族调查，协助各省、市县、乡镇成立分、支、区会，各地受难回族之救济、被日军炸毁清真寺之修复也列入救国协会工作范畴。同时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也将清真寺纳入全国统一管理，制定《清真寺管理办法》，筹划《古兰经》翻译，加强同世界穆斯林组织之间联系。

1939年7月26日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召开第一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白崇禧为理事长，时子周、唐柯三为副理事长。在这次会议上，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其宗旨为“维护国民政府，服膺三民主义，发扬回教，团结教胞，协力抗日战争建国”。蒋介石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发表讲话，此次讲话由薛文波先生记录整理，发表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特刊》。蒋介石重点讲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回顾了历史上回族对国家的贡献，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很多的回教同胞发挥其抗日战争精神，在华北各地颇有回教同胞之民众武力，予敌人以重大打击，如此的发挥力量与精神，甚为欣慰，因如此方能达到抗日战争胜利之目的。回教的精神对于国家特别忠诚，在任何地方都发挥其大无畏之精神，假使这种精神扩大，这种力量那还了得。所以回教知识界同志要特别发挥这种使命。”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当时社会各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即回族、回民、回教之争发表自己观点，认为中国的回民是汉族信仰回教，他说“宗教传布的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的资格，未免将本身资格变为狭小，不是宗教的本义，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教人便不能信教么？过去我曾和马云亭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以为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族信仰回教。”蒋介石在这里特别提到的马云亭，即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先生，1940年蒋介石在《告战区回教同胞书》再次提到马福祥，他说“北伐以来，回教先进马云亭先生以其忠贞为国之热忱，促成统一，功在党国”。在大会开幕式上，白崇禧作了《中国回教今后的展望》，白崇禧讲话包括召开本会的意义、一年多来工作回顾、今后的展望三个方面。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明确提出以“兴教建国”为宗旨，宣称以提高中国穆斯林知识水准，增强中国穆斯林的经济能力为己任。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特地安排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各省代表茶话会，蒋介石发表简短讲话，“现在大会要闭幕了，诸位要回到各地区，关于大会的决议案，要切切实实的办理，相信一定收到较好的效果”。“关于回教本身方面的，这一点似乎我在开幕典礼时已然说过了”。“不过希望诸位仍要负起一种责任来，就是能使一般的回教同胞，明了回教本身是何物，回教教义能彻底了解了，便可推动社会和本身的进展。回教优点甚多，唯一的缺点，便是回教本身没有使社会充分的认识，而使回教走入狭隘之路，尤其是因为习俗不同，教外人不易接近，完美的回教，便失其扩充的力量。一切宗教都有其共同之点，就是救人和救世，他们差不多都拿宇宙作对象，往范围小处说，便是以世界与人为对象，说起都是很普遍的。回教是完美的宗教，是救人救世的宗教，他们的使命，回教人自然是要救，非回教人也要救，这样才显出回教博大的精神，希望诸位要努力于这项工作，切实的和非回教人联络，表现出精诚团结之精神，如此方合乎宗教本身的道理，方不失为一宗教信徒。今天藉这机会说很简单的几句话，贡献给诸位，在诸位工作的时候，做一些参考。”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改组后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逐渐发展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组织程度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回族社团组织。白崇禧担任理事长以后，以其在国民政府及军事界的威望对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发展及地位提升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向主管部门的一些报告也能得到重视，特别对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内部各种意见的协调统一起到重要作用，使这个社团组织得到长期发展。

白崇禧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谈抗日战争期间团结组织全国回民的重要性，1939年他在《动员回教精神》一文中讲到：一方面要加强回教组织。回教本有一种天然的组织，不过这种组织可以维系回胞彼此之间之宗教感情，可以关联彼此之间经济与文化力量，在承平无事之时，这种天然组织，很够用了，但在抗日战争建国时期已嫌其力量之脆弱，现在更需要一种趋向有积极性的救国救教的强固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便是在全国回胞一致需要下产生的，我们应当去拥护他；另一方面我们回教人是国家的一份子，我们的身家性命是寄托于国家，我们的宗教仍需要国家来保护、扶植和发展，假如国家没有保障，宗教也就无从立足了。白崇禧在《反侵略与回教文化》一文中提出利用中国穆斯林与近东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天然联系，以研究回教文化的方式，对内促进回胞与汉族间的团结与信赖，对外促进与世界回教国家间的联系，建立国际反侵略力量。在《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一文中，白崇禧讲道“回教同胞，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环，在全民族惨罹空前浩劫的今日，他也和全国同胞遭受同一的命运。”“现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既然是全国教胞的中坚分子所组成，当然负有统一回民组织的责任，希望各地限于局部性质的回民团体，即行整理，以归纳于本会，同时希望各省、县、市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分支会，迅速着手组织，以期克日成立，和本会分工合作，以收指臂之效。”同一时期蒋介石也发表《告全国回民书》指出：“我们的国家，即使由各民族各宗教组织而成，那么一切权利当然要共同享受，可是一切责任也要共同担负，尤其在这抗日战争期间，更要无分民族，无分信仰，大家竭尽精诚的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御外侮。”1940年蒋介石又发表《告战区回教同胞书》，对华北游击区回族抗日武装力量给予慰问。

闪克行在《白崇禧与回协》一文中回忆说，白崇禧担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以后，与回族知识分子及宗教界人士接触日渐增多，了解渐深，对回协工作积极支持，出面为回族办了一些有益的实事，对回民生活习惯也开始重视起来，如倡议开办“百龄餐厅”，聘用成达师范一位青年杨金魁到他公馆主持饮食、教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群众团体，不同于军政机关，他在作风上平易谦和，逐渐有了感情，关怀大家生活，每逢年节，他总给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年老者和负责人赠送节金。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二届代表大会时，他给每位代表一块特别的手表，到西北考察赠送知名阿洪怀表。唐柯三患中风病时，他特协同一位院长前往抢救。唐柯三在乡间养病时，他不辞三十里乡间小道，坐着滑竿前往探视。他认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宗教团体，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内部从来讳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情况。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负责人中，也有不同的经历和人事背景，他都大而化之，一视同仁，他不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内部培植个人势力。

白崇禧作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对协会的建设情况非常关心，尽管他事务繁忙，但还是抽出一些时间用在协会工作上，例如他利用到全国各地视察军事布防情况，每到一地，与该地回教协会分、支会联系，指导协会各地分、支会工作，或发表演讲，受到当地回民热情欢迎。白崇禧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曾对人说，自己一生中担任的职务比较多，最中意的还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一职。1940年4月白崇禧在重庆宴请救国协会理监事时，在谈到救国协会今后工作时指出：“今后本会应做之事很多，我们的责任很大，今天趁此机会，我把个人的意见说出来：第一，要注意组织与调查工作，组织与调查为本会之中心工作，全国回胞总数若干，必须确实加以调查，知道其总数及其分布情形，然后可以制订我们的工作计划。第二，要发展回胞教育，处此科学时代，教育为生存之要紧，现代固然有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以及宣传战，而同时也要有学战，尤其回胞知识较一般为低，更应普及回胞教育，这也是本会重要工作之一。第三，一般回胞生活多很清苦，以致人口日渐减少，我们亟应在经济上给其想办法。西北荒地很多，而又为回胞聚居之地，如能努力开发，多建畜牧场、毛织厂、制革厂等，定能救济多数回胞。各位在社会上皆为有地位者，这责任我们应该负起来，本人因战时关系，不能常驻会负推进会务之责，甚为抱歉。”为提高各地教胞振兴宗教、爱护国家的观念，白崇禧特意书写“兴教建国”匾额，并石印1000份，分发全国各地清真寺及回民学校悬挂，各地回民也纷纷致函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索要。1940年到青海等地视察，1942年曾到陕、甘、宁、青、豫、川、鄂七省视察，顺便对各省支会、回民教育进行考察，在宁夏、青海发表《中国回教与世界回教》演讲，他认为，就教务方面而言，各地分会皆较往年有进步，相比较而言会务最优良者当推宁夏，因马鸿逵主席之地位关系推动会务功效很好，教胞的派别虽有而无明显之表露，这种情形当归功于马主席之努力有以致之。其次以推青海，青海虽与宁夏情形不同，但以时间来说青海会务在短短几年中其本身进步很大，这也是领导有方的结果。会议本席二十九年曾到过青海，彼时教胞对宗教与政治之意识不分，而现在思想上改进了，马主席子香兄算已做到政教渐分的方面去，例如青海马详臣阿洪往时不主张读书，现在他则主张读书。论青海子弟之教育，则情形尚好，中学很多，不过凉州之中学内回胞子弟不及10名，占全校人数仅千分之十。该校虽为回教将领所办，但回教学生太少，虽然本席对于教育力主有教无类，不过对回胞教育因为落后，所以要极力提倡。

1939年白崇禧曾以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身份致函社会部，提出几点要求：一是各地原有的回民社团组织改组为回教救国协会分、支、区会，并通令全国各地，积极筹建分、支、区会。二是撤销马良中华回教公会之组织许可证，如各地发现该组织，即予取缔。三是劝导中国回教俱进会自动取消或改组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分会或支会，如不听从，即予取缔。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将组织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定期召开理事会，讨论协会工作，1940年起先后制定“会员代表大会推举办法”“宣传工作实施办法”“补助各地回民小学办法”“分、支会战时服务队简章”“分、支、区会组织通则”，成立“编译委员会”，编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出版《回教大众》等等。1940年通过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织要点，要求各省积极筹建分会，县市成立支会，乡镇成立区会，1942年又通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织通则》，明确规定“本会于各省设立分会，各县市设立支会，各乡镇设立区会”。截至1945年12月，安徽、青海、湖南、重庆、四川、河南、江西、湖北、贵州、广西、甘肃、广东、宁夏、西康、陕西、山西、绥远、浙江、云南、福建、河北等21个省市建立分会，并组建分会381所，区会317所，各地分、支、区会下附设战时服务队，编组回族青年协助正规军作战，办理救护、情报、宣传、警卫等工作。

1942年3月30—31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二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发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二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宣言》，回顾救国协会成立5年以来主要工作，白崇禧理事长致开会词。这次会议还发布修订“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章程”，共分七条，规定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的产生办法、职责、任期年限，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强调对各分会、支会、区会管理等。

据《中国回教协会会报》报道，1942年12月19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军训部召开第十九次常务理事会，出席人员有白崇禧、唐柯三、时子周、孙绳武、艾沙、白泽民、王曾善等7人，列席人员有马子翔、哈德成、安舜、谢松涛、薛文波、王农村、鲁忠翔等。据会议记录，“本会改称为‘中国回教协会’，‘救国’二字出销，经十九次常委会通过，本报也遵改”。至此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也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会报》。为什么“出销”“救国”二字，这次会议记录没有透露更详细原因。

1948年5月2日，中国回教协会第三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礼堂召开，发表“大会宣言”，白崇禧理事长致开幕词，蒋介石派代表出席，并发表训词，国民政府法院院长戴季陶、社会部部长谷正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大会选举理事、监事，决议修改章程。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李宗仁、郭□洁、吴鼎昌、易司马仪、欧思曼、马麒、马绍武、李凤藻、新疆全体国大代表、各省市分会代表等500余人。蒋介石代表“吴文官长”发表简要讲话。这次会议选举白崇禧为理事长，常务理事为白崇禧、马步芳、马亮、李廷弼、马策、马焕文、安舜、赵明远、仝道云（女）。对章程进行修改，发表《中国回教协会第三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除积极组织动员回族全民抗日战争外，还特别重视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1939年2月经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副理事长唐柯三与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倡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织成立回教文化研究会，并发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我们觉得现在中国发动研究回教文化的这件工作，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事。由于回教教义的阐明和回教文化的发扬，对内可以消除回胞与非回胞间的隔膜，对外可以联合全世界三万万五千万的回教同胞为反侵略而共同奋斗，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建国的大业，必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回教文化研究会便在这旨趣下宣告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是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指导下成立的近代回族社会仅有的一个对国内外开放的社团组织，吸收了一批汉族或其他民族文化名流如郭沫若、老舍、宋之的、贺绿汀、胡愈之、阳翰笙、千家驹、陶行知、顾颉刚等教授、作家、剧作家数十人为研究会会员。1939年下半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回教文化研究会在重庆成立，在1940年发表《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成员不分国籍或教籍，我们要以客观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热烈的态度来寻绎回教文化的真相，以期对于抗日战争建国和人类进化上有所裨益，欢迎关心回教文化或对回教问题有兴趣的同志们热烈的参与。”回教文化研究会定期举行座谈会，商讨回族文化诸问题，与《抗日战争文艺》《新新闻旬刊》及各地报刊建立合作关系，出版回教文化特刊或发表文章。

著名作家老舍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的工作，他于1940年初应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邀请，创作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文艺的形式教育启发回族穆斯林共赴国难，引起强烈反响，效果极佳。老舍先生在《国家至上》后记中介绍该剧创作的时代背景时说：“为促进回汉的团结，为引起国人对于回民生活以及回教文化的注意，回教协会请之的与我编个剧本，以是宣传。我们答应下来，就着我们自幼在北方所见过的回胞的生活习惯，掺以抗日战争中的实事与想象，商量了半天，即由我动手写故事。故事编好，交由之的去分场，场分好，我写一二幕，他写三四两幕。”

该剧描述抗日战争初期河北清水镇回汉民族克服矛盾、共同抗日的故事。有学者认为，《国家至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应该被忽视的一部剧作，它对抗日战争时空下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和民族心理的深入描绘，为解读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国家叙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国家至上》所表现的冯铁柱与胡大勇的比试和纠葛，是回汉民族从隔阂、冲突走向团结抗日战争故事的一个剪影，面对敌人入侵和民族国家危机，国家认同超越了文化身份认同。

老舍先生作为一名满族著名作家，与汉族知识界的友人合作，创作描写回汉团结的抗日剧本，该剧公演以后，在回汉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突厥》刊发一位观众对该剧观后感，他在对剧情作了简单介绍后说：“希望我们中国的穆民，甚至全国的同胞们，都能本着这个剧中的指示，去促成穆斯林与汉族的大团结，集中全国所有力量，巩固抗日的阵线，争取最好的胜利…………愿全国同胞本着‘为国难，忘却私仇，团结第一；舍性命，争取正义，国家至上’的这种精神，才是我们胜利成功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5月27日《国家至上》话剧在北碚重庆公演时，正值日军敌机轰炸，当时复旦大学专修科回族学生王文炳同学担任布置剧场工作，不及躲避，不幸身亡，《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40年第2卷3期专门刊发王文炳同学遗著《目前中国回民教育的商榷》，在编者按中特别强调“王君为《国家至上》而死，实有无限之光荣”。

1939年10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创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正式发行，自1940年第3卷第1期改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1942年12月第二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从1943年第5卷第一期开始，改为《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由白崇禧题写刊名。“以提高教胞国家与民族意识，集中抗日战争建国力量。阐扬教义，推行教务为宗旨。”设有“古兰经训”“学术论著”“文艺”“译述介绍”“会务消息”“分支会活动情形”“国内短讯”“国外短讯”“回教名人介绍”等专栏。除本会会员撰写稿件外，向社会公开征稿，在国外埃及、阿拉伯地区聘请通讯员9人，按期供给稿件。规定每半月出刊一期，每期印2000册，有时由于稿件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时出刊，于是将三或五期合集出版。内容偏重本会及所属各地分、支、区会会务活动情况的报道、全国各地回民抗日战争动态。《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属于办刊时间较长的一份刊物，所刊发文章有一定权威性，对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族社会及抗日战争动态有很高史料价值。

1941年10月1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创办的《回教文化》第一卷创刊号出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副理事长唐柯三在“发刊词”中指出：“研究回教文化，联络世界回教民族，以图相互扶助，共谋各自之解放与独立，实为目前当务之急。此不特是回教同人所应勉力去做的，也是举国同仁同胞，不论有否回教信仰，均应勉力去做的。是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不以向所出版之《会刊》为满足，除改《会刊》为《会报》以报告协会的活动外，特另出一综合的、公开的《回教文化》期刊，以举教内外人士共同研究回教文化，介绍回教学术、文学等。”《回教文化》办刊宗旨为“与教内外人士共同研究回教文化，介绍回教学术、文学等，务期教内人士日坚其信仰，教外人士愈益理解回教教义及其真正精神所在，以泯灭向来一切因不理解回教而产生之弊害，使我整个民族契合无间。”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对当时发行的回族刊物进行指导或给予经费补助。抗日战争前后国内回族学校、社团或个人创办的报刊为数甚多，均有明确的办刊宗旨与办刊方向，一些报刊在社会很有影响力。由于战乱，这些报刊随办刊人到处漂泊，或因经费困难，面临停刊的困境。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记载，1940年《回教青年月报》社社长石觉民函请救国协会予以长期资助，“兹本会业经核准，本年三月份按月补助国币六十元，以示扶持。”“上海出版之刊物《绿旗》，为战时上海唯一之回教刊物，在敌伪紧密包围监视之下，犹能努力阐扬教义，宣传抗日战争，其精神殊甚嘉奖，自该刊出版后本会即至为开怀，兹闻该刊社经费甚感困难，特核定自三月份起按月补助六十元，以示鼓励，而利宣传。”“云南回教，人文昌盛，教务发达，前曾有《清真铎报》之刊行，阐扬教义卓著成绩，嗣因故停刊。本会云南省分会成立后对于宣传教义极为注意，特议决恢复该刊…………特核准自十一月份起按月补助该刊经费一百五十元，以示扶植，而利宣传云。”救国协会经过调查，对一些影响较大、经费困难的报刊给予补贴，对办刊方向也给与及时指导。受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资助的期刊有《月华》（桂林成达师范）、《伊光》（重庆）、《清真铎报》（昆明）、《突崛》（重庆）、《回教大众》（重庆）、《回教青年月报》（兰州）、《绿旗》（上海）、《伊斯兰青年》（重庆）、《正源半月刊》（福建）、《回声》（老河口）等共10种。其补助经费不算多，但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对回族大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鼓励。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还对全国回族人口进行普查。白崇禧1939年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时指出：“本会成立以来，首先着手调查教胞的人口与分布情况，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教胞多少，就无法知道教内的力量，过去有些人说过，回教的教胞人数五千万，其实此数确实与否，谁也不敢肯定，中国对于人口多寡，向来就笼笼统统的，不仅我们回教教胞人数没有经过缜密的统计，就以全国的人口而论，虽然大家都说四万万五千万，可是也没有经过缜密的统计，处处都表现我们的国家，组织松懈。所以本会成立之初，就感到调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着手制就人口调查表，由各分支会督率各清真寺，详为调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将通知发至各省分会，广西分会最先行动起来。此时成达师范已经南迁至桂林，于是组织成达师范高年级学生利用暑假至广西各县进行调查，并制定调查表格。

披阅民国时期回族报刊关于当时中国穆斯林人口具体数字，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互相之间悬殊很大，矛盾百出，有9000万、4000万、5000万之说，其中以李谦9000万之说高居榜首，但影响最大的是5000万之说，其依据为国民政府统计编印的《中国人口分析》与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年鉴》，两书统计全国穆斯林人口为48604240人。

1940年前后，随着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织的逐步健全，各省分会、支会的建立，组织了一次全国性回族人口调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认为“我国国民，号称四万万，然究竟有无此数，政府从无确切之调查，谅以下层政府机构，尚未臻健全，及调查工作进行诸多困难之故。我回胞每称五千万或四千五百万，也从未经过确切之调查，本会成立以后，即拟于短期内将全国回胞户口调查清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制定统一调查表格及调查统计工作办法，将大量表格分发各地分、支会及相关部门。据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回族为126．6万人，3000余所清真寺。这个调查数据很不全面，一方面新疆没有分会，调查数据无法取得，另外日本侵占区的东三省、北京、冀、鲁、上海没有调查，另外一些省调查很不全面，例如山西省只有恒曲、陵川两个县回族人口数据，绥远省也只有五原、临河两县数据，厚和（日伪时期对呼和浩特的称谓）、包头等回族较多市区没有数据。

1938年3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成立，其主要工作：宣传动员全体回族积极投入抗日；慰劳抗日军人及家属；救护及救济回族难民及难童等等。回教青年服务团成立后即开赴前线，在汉口设立“回教难民招待所”，收容流亡教胞。召集回民青年，讲述抗日战争建国的意义，揭露日军残杀回族、炸毁清真寺的罪行。1940年3月经国民政府社会部批准，在救国协会所属各分、支、区会之下，成立战时服务队，主要任务为救护、侦察、情报、警卫、宣传、防空、运输、慰劳、掩埋等项工作，制定服务队简章及服务规则，各分、支、区会接到通知以后，从事发动组织，各地回民青年踊跃报名，一年多时间，成立战时服务队28处，队员达3000余人，例如敌寇侵入河南南阳之际，战时服务队协助正规军与敌人肉搏战，杀死敌寇7名，队员阵亡2名，其他各队多做情报、侦察等工作，其成绩得到战区正规军肯定。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仅限于与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的武力对决，而且是兼于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对于抗日战争胜利有着重要意义。民国时期回族也积极参与到国民外交活动中，特别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本着“以民族团体之立场，作国民外交之活动”原则。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国际社会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很明了，有些人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中国不应该对日作战；还有一些国际人士认为，中、日军事力量悬殊，中国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据留学埃及的回族学生来函报告，日本人经常在近东进行一些颠倒黑白、混淆国际视听的宣传活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立即制定前往穆斯林比较多的近东、南洋各国，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与揭露敌人侵略之种种暴行的计划，就回民参加抗日战争之最大决心向国际社会传达，并揭露敌人近年来在近东一带之政治阴谋与其离间分化我整个中华民族之伎俩。

上海沦陷以后，1937年12月达浦生阿洪由上海乘船前往埃及，1938年1月到达埃及以后，正赶上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举行盛大结婚典礼，达浦生特备贺礼，参加婚礼，并受到国王召见。达浦生阿洪向国王讲述了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并表示中国人民上下一致抗日战争到底的决心。1938年2月，达浦生由埃及前往麦加朝觐，此时正值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也同期到达麦加，经过互相交流，他们发现，世界各地许多穆斯林“被敌人的虚伪宣传贻误不浅，殊觉驳不甚驳”，感觉到口头宣传效力有限，“应以文字宣传辅之”，于是达浦生朝觐结束以后重返埃及，在开罗乡间居住，潜心著述，最后以阿拉伯文写成《告世界回教同胞书》一册，详述近60年来日本侵华事实。在该书尚未出版之时，埃及各报广为宣传，成书以后，赠送近东各国政府及新闻机构。二次离开埃及后，首赴印度，印度使用英语，达浦生邀请精通英语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部部长沙儒诚一同前往，抵达印度以后，曾与印度穆斯林运动领导人纳真会晤，纳真拟将达浦生所著《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译成乌尔都文在印度发行。

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系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派遣，由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5位成员组成（王世明是在埃及就近参加），王曾善任团长，于1938年1月出国，时值世界穆斯林朝觐在即，访问团于2月7日到达麦加，积极与世界各国前来朝觐穆斯林接触，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该团曾两次谒见沙特阿拉伯国王伊品萨德，国王对于抗日战争情形极表关注，并谓：“爱国御侮，实为回教人民的天职。”访问团还与沙特军政界高层广泛接触，沙特外事部门表示欢迎中国在沙特阿拉伯设领事馆。之后访问团又转往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进行抗日战争宣传，并阐明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建国的方针。7月又抵达印度孟买，印度穆斯林领袖纳真对我国抗日战争极表同情，7月7日印度国会党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周年纪念，访问团被邀请参加。之后又前往土耳其进行宣传活动。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正式访问了8个近东国家，曾与穆斯林世界文化名流、国王、大臣60余人进行交谈，出席欢迎大会19次，宴会与茶会23次，访问各国重要人民团体11个、大学18所，公开演讲40次，参加各国清真寺聚礼并作演讲16次，与近东各国新闻媒介进行广泛交流并建立联系，以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英语3种文字印刷《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告世界回民书》，并大量分赠新闻媒体与各国政要。同时揭露日本在东京修建清真寺、欺骗世界穆斯林的伎俩。

1938年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派遣艾沙、马赋良两位穆斯林青年代表中国国际联盟，前往近东各国进行联络，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撰写的《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及蒋介石《告世界人士书》译成英文，在印度各地广为散发，并引起印度新闻媒体关注，各大报刊争相转载。艾、马2人在印度逗留70余日，始前往麦加朝觐，朝觐结束以后，即前往埃及、土耳其进行宣传，又将上述宣传品译成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进行发放。

中华民国朝觐团是由中国留埃学生所组成，该团的一项重要使命便是监视日伪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部”下设的“华北回教总联合会”所派朝觐团的一切活动。1939年初，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接到密报，华北回教总联合会决定派遣唐易尘等五人赴麦加朝觐，当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致电驻开罗领事馆并转留埃学生，要求他们组织“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就近前往麦加，进行宣传活动。当时埃及尚有28名中国回族留学生，接到密电以后立即行动，以庞士谦、马坚为领队，并拟定宣传要点，与艾沙、马赋良及西北回教同胞朝觐团汇合，共同行动。他们将日伪回教朝觐团引来与他们同住，以便于监视其行动，伪回教朝觐团承认他们受日方指使。谒见沙特国王时，中华民国朝觐团要求唐易尘等一同前往，但一切行动必须听从中华民国朝觐团的安排，拟赠送沙特国王的礼物也必须以国民政府名义呈献。最后伪回教朝觐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1939年底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重庆组织赴南洋访问团，马天英任团长，他们到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博得中外人士的极大支持与同情，特别得到华侨大量无私捐助，共募集到捐款35．2万元，其中吉隆坡侨胞陈永先生捐助国币12．45万元，同时还募捐到大批医药用品。救国协会决定用该款在重庆创办一所医院，命名为永济医院，于1940年9月开始筹备，两个月以后门诊部先行开业，为难民及抗日战争家属服务。1941年8月7日，永济医院董事会成立，白崇禧任董事长，唐柯三为副董事长，陈永先生为名誉董事长，聘请马天英、孙绳武、王曾善、马宗融等14人为董事，聘请沈成章为院长。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还加强与国内国际社会组织的联系。当时重庆有许多国际性社团组织，如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救国协会与这些社团建立经常性联络，共同招待外宾。与留埃学生取得联系，定期给他们提供宣传材料，向不同国籍教师、留学生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意义。向外交部建议，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设立领事馆，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服务，被外交部采纳以后，1940年春领事馆成立，派成达师范学校留学埃及毕业生王世明为领事。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提出“兴教救国”的口号，纠正过去争教不争国的错误观念，认为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如何振兴宗教，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也制定了详细计划，一方面通过发展普通教育，培养经、汉兼通的人才，白崇禧在不同场合演讲中提到此问题，“我们今日复兴回教，第一就要振兴教育”，“我们仅仅能识回文，决不够用，一定要读汉文。”“我们目前应多多设立学校，把所有的青年男女都送到学校里去读书。”“我们固然要念经，但读书也是必要的。教胞通常有一种毛病，就是认定读汉书是一种不急之务，因而只有念经而不读书，这种固步自封不求进步的态度是自取灭亡的毒剂。”

另一方面对全国各地清真寺进行统一管理。清真寺为穆斯林宗教活动中心，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认为，“欲谋教务之发展，必先从事整顿各地清真寺，使其组织健全，设备完善，然后方可以谈振兴教务。”1940年底先后制定《清真寺董事会组织通则》《清真寺管理办法》，分发各地分支会执行，至1942年2月，全国130余所清真寺进行改组，实行董事会制，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清真寺教权世袭制，促进了全国清真寺民主化管理。

筹办阿洪讲习会，修葺十八梯清真寺，在重庆十八梯清真寺开办清真女学，为“海里凡”请免兵役，办理多起侮教事件。印刷清真寺禁止驻兵布告。抗日战争军兴以来，军队调动频繁，有军队占住清真寺之事时常发生，各地纷纷来函请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设法协调，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认为“清真寺为吾教胞聚礼之所，最重清洁，若为军队占驻，殊为不宜。乃据情呈请军委会赐给禁止驻兵布告，张贴寺首备用，辛蒙军委会批准，先印刷五百张由本会分发各地，旋即分发完毕，闻各地贴后颇生效力”。同时为回族官兵及寄宿制学校回族学员请准伙食便利。“吾教胞在国军各部队服役者，所在皆是，惟因饮食不便，生活不安，致减低杀敌热心。本会鉴于此，特呈请军事委员会，准将全国各部队，以师为单位，每师中之回教官兵，另拨为一连或一排，并于新兵入伍时，即注意此点，凡信仰回教者，均拨编一处，以便利其饮食。”并请行政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及各种训练班，凡有回族学生5人以上者，准予自立伙食，其不足5人者，也须给予伙食上的便利。在西南重庆、北培、内江、遵义、贵阳、吉安等地公路站设立委托清真食堂，遴选合适回族同胞承办，以解决沿途逃难或旅行回族饮食不便问题。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向承办人拨付无息贷金，并制定详细规约，承办人获利以后，很快将贷款按规约归还。1949年以后，协会迁往台湾，至今中国回教协会在我国台湾及香港还继续存在，在发展当地穆斯林文化教育事业、加强两岸三地经济文化交往方面仍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