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是近代梁启超创作的一篇散文。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

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闵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

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时代旧政府末倒以前既倒以后合计秦末三年二世元年壬辰，陈涉起首难，二年甲午，沛公入武关，秦亡。

十三年高帝十二年丙午，平陈豨、卢绾，兵事息。

十六年西汉末八年新莽天凤四年丁丑，新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末，更始入长安，莽亡。

十八年光武建武十五年庚子，卢芳降，兵事息。

二十六年东汉末十二年灵帝中平元年甲子，黄巾起，献帝兴平二年乙亥，李傕、郭汜亡。

八十五晋太康元年庚子，平吴，兵事息。

九十七年隋末九年炀帝大业七年辛未，壬薄、张金称等起，恭帝二年，王世弃弑之，隋亡。

十一年唐太宗贞观二年，平梁师都，兵事息。

九十七年唐末三十四年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王仙芝始乱，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朱温纂弑，唐亡。

七十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己卯，北汉主刘继元降，兵事息。

百0六年元末二十一年顺帝至正八年戊子，方国珍起，廿八年戊申，徐达定中原，元主北遁，元亡。

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徐达擒张良臣，兵事息。

二十三年明末十七年思宗崇祯元年戊辰，陕西流贼起，十七年甲申，帝殉国，明亡。

四十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平三藩、台湾，兵事息。

五十七年附洪杨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发始乱，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广西，同治七年，李鸿章平捻，后事卢。

二十六年（附注）若晋、十六国、南北朝间，混乱固极矣，然其性质复杂，不纯然为革命，且大革命中复包含无数小革命焉，故今不列于表。又东汉末旧政府既倒后，犹拥虚号，其嬗代亦与他时代之性质稍异，以严格算之，其年数略可减少，谓献帝建安十八九年间为一段落可也，则亦二十年矣。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国革命时代所必显之现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识过去因，请观今日果；欲识未来果，请观今日因。今后之中国，其必以革命而后获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获救耶？此属于别问题；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国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国于不救耶？此则正本论之所欲研究也。若后有革命军者起，而能免于此七大恶特色，以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则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门也。而不然者，以百数十队之私人野心的革命军同时并起，蹂躏于全国，而蔓延数十年，犹且同类相屠，而两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则过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于作俑之无后者。抑今日国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与此七大恶特色不相容，无待余言也。今后若有一度能为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以一洒种种之污点，吾之欣喜愿望，宁有加焉。虽然，理想之与事实，往往不能相应，此不可不详察也。当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国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国国民全体所受之因，与夫少数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诚能有异于前代与否，是即将来结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吾见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数豪杰，皆以道德信义为虱为毒，而其内部日日有杨韦相搏之势也；吾见夫高标民族主义以为旗帜者，且自附于白种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残异己之党派，且屡见不一见也。

夫景从革命者，必赖多数人，故吾观彼多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惧；主持革命者，必赖少数人，故吾观彼少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滋惧。吾惧乎于理想上则彼上七大特色万不愿有，而于事实上则彼七大特色终不能无也。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嗟夫！今而哓哓，复奚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不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奈何？毋曰吾学习武备，吾运动会党，吾密输入器械，而吾事毕矣；必虚心商榷，求所以免于彼七大恶特色者，其将何途之从，如何而使景从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还问诸鄙人者，则鄙人舍其迂远陈腐之议论，仍无以为对也。

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则汝其学克林威尔，汝其学华盛顿，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当今号称革命巨子者之所称道，割断六亲，乃为志士；摧弃五常，乃为伟人；贪黠倾轧，乃为有手段之豪杰；酒色财气，乃为现本色之英雄；则吾亦如某氏所谓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吾为此言，吾知又必有詈我者曰，汝责人无己时。

虽然，吾为吾国忧，吾为吾国惧，吾宁能已于言？所责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则吾复何云，凡吾之说，悉宜拉杂之，摧烧之；足下而诚欲行革命也，诚欲行革命以救中国也，则批鳞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顾之价值耶？毋徒嚣嚣然曰：某也反对我革命论，是欲做官也，欲巴结满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废言。”就使其人而果于欲做官、欲巴结满清政府之外无他思想也，苟其言诚有一二当于理者，犹当垂听之。足下试一度清夜自思，返观内照，吾所责者而诚非足下也，则当思与足下同政见者，其可责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转移之？苟不转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败于彼辈之手也。若吾所责者而有一二类似于足下也，则吾哀哀泣谏，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终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责者非可责也，而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吾宁不知革命论者之中，其高尚严正纯洁者，固自有人，顾吾所以且忧且惧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机之所趋有大不妙者存，吾深虑彼之高尚严正纯洁者，且为法国罗兰夫人党之续也。或曰：凡子之所责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忧之之甚？信如是也，则吾为多言也夫，吾为多言也夫。虽然，信如是也，则吾为中国风俗人心忧，吾为中国前途忧，滋益甚也。

梁启超（1873~1929年）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从学于康有为万木草堂，并协助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时称“康粱”。1895年同康有为共同发动“公车上书”。后于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论著，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97年10月，受聘为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次年人京参与戊戌新政。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改良主义，鼓吹民权，并主张君主立宪制。1913年归国后拥护袁世凯统一，并出任司法总长。后反对复辟帝制，策动护国军反袁。一度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五四”运动期间，反对尊孔复古，讴歌民主与科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晚年讲学于清华大学。著作辑为《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