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辞赋，也称“中华词赋”，是当代辞赋汉学的理论称谓，因汉学概念属于世界范围内，因存在中国以外的辞赋学者（如日本、韩国等），故对中国本土辞赋谓之以“中华辞赋”。

“词赋”的用法，见于《事物纪原·学校贡举部·词赋》：“《唐书·薛登传》：天授中，上疏曰，汉世求士，必先其行，魏取放达，晋先门阀，陈梁荐士特尚词赋，试赋取人，始于梁陈也。唐天宝十三载，始试诗赋，盖用梁陈之意云，科举之以词赋，此其始也。国家自神宗专以经术取士，词赋遂罢。” 中华辞赋，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此精神的灵魂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概括为：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人文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辞赋，其语法构成为“中华”、“辞赋”——“中华”为定语，但其在主谓结构中强调了概念的核心性质。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也借指中国——恰恰与“辞赋”悠久的历史相映衬。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五十多个民族。大陆新版《辞海》释曰：“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释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 因此，活动于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汉族、少数民族），合称“中华各族”。

中华辞赋之“中华”——包含了“海外华族”。“华族”一词，《辞海》含义是“旧称高门贵族”。“华族”词源来自海外华人。例如：新加坡相应地把华人称为“华族”。“中华”之称，魏、晋之际，已见端倪，那个时代正是辞赋繁盛的时代，因此中华辞赋相当于一种文化纽带形成了“民族辞赋文化的共同体”。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赋，起于诗歌，而诗歌是白话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产物。《诗经》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这类表达法到战国、汉朝，为“辞赋”替代。政府公文是辞赋，也许是科举的源头。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隋唐到北宋，“古文运动”至曾国藩时代，古文家（文言文）大一统（虽然南宋以後，“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

辞赋，是赋的别称。赋，古代一种有韵文体，起源于战国时代，滥觞于骚，盛于汉，世称汉赋。汉朝人集屈原等所作的赋称为楚辞，后人泛称赋体文学为辞赋。辞赋，后来转为诗文之总称，理由：

⒈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余耳。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

⒉清·吴曾祺《文体刍言》：“辞赋类，辞为文体之名，犹之论也，盖语言之别称，惟论则质言之辞，则少文矣。故《左传》称子产有辞是也，而后之文体，亦由此而分。曾氏每以无韵者入之论著类，以有韵者入之辞赋类，即其义也。春秋以后，惟楚人最工此体，故谓之楚辞。”

⒊《汉书·王褒传》：“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

⒋《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年十岁余，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⒌晋·左思《咏史诗》：“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

⒍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赋”——演变：赋作为文体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赋篇》，由铺陈到以赋为称的肇始。《左传》里面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周礼·春秋宗伯·大师》中有“六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 ，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不指文体。《诗经》中铺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班固《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

赋——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4篇楚辞与赋之间，存在关系，后代常以辞赋合称，屈原为辞赋之祖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现于战国后期，汉代确定体制。

⒈《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

⒉赋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⒊赋“写志”，与“诗言志”一致。《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说：“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

⒋辞赋起源同讽谏述志相联系汉代大赋“劝百而讽一”，结尾讽谏《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赋——文重要特征：艺术表现注重铺陈，形容外象、内理注重铺叙和形容，语言华美，词藻绚丽——“铺采摛文”讲究声韵美，散文章法句式，诗歌韵律节奏，长短错落句子，灵活多变韵脚，排比对偶调式，散文式铺陈事理，保存一定诗意赋体（辞赋）流变：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

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气大为减弱。

也叫俳赋，孕于汉魏之际，行于两晋二朝——是汉赋变体，骈赋形式华美，内容意义削弱，“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骈赋特点：

⒈骈四俪六，全篇四六对仗组成；

⒉丽藻雅辞、络绎奔会、花团锦簇；

⒊两句一韵，章节转韵，格式较为固定；

⒋平仄协调，富有音乐美；

⒌篇幅短小。

唐代赋列入国家考试科目，试帖赋叫律赋。律赋比骈赋更注重对仗声律、全篇字句数韵式限制严格、矫揉造作、失去了文学真实生命，利禄之途敲门砖、其式袭至清末。

宋古文运动的影响，部分赋由骈俪返回散体，不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成散文气势。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标举秦汉十大赋家为“辞赋之英杰”，他们是：荀况、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十家中荀况、宋玉是战国人，八位汉朝人中，贾谊为汉初骚体赋代表作家，其时大赋尚未形成，王褒无京殿苑猎大赋，其余六人均以京殿苑猎赋显名。究其籍贯，此10人的分布情况是：四川省3人、河南省2人、湖北省2人、山西省1人、陕西省1人、江苏省1人。战国时期的有荀况、宋玉，荀况是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宋玉是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两汉时期的有8位辞赋家：枚乘（江苏淮安人）、司马相如（四川成都人）、贾谊（河南洛阳人）、王褒（四川资中人）、班固（陕西咸阳人）、张衡（河南南阳人）、扬雄（四川成都人）、王延寿（湖北襄樊人）。

赋，是汉魏六朝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故此刘勰把《诠赋》列为文体论的第四篇，全书的第八篇。诠，意为解释，“诠赋”就是对赋这种文体有关创作情况的阐释论述。《文心雕龙·诠赋》曰：“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

把《诠赋》的这段话译制成白话，就是：“试看荀卿的《赋篇》，大都用“隐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确是过分华丽的开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结合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

战国人：

⒈荀况：山西人

⒉宋玉：湖北襄樊人

两汉：

⒊枚乘：江苏淮安人

⒋司马相如：四川成都人

⒌贾谊：河南洛阳人

⒍王褒：四川资中人

⒎班固：陕西咸阳人

⒏张衡：河南南阳人

⒐扬雄：四川成都人

⒑王延寿：湖北襄樊人

〔一〕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汉族，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荀卿。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其赋实际上就是散文，是为散文体辞赋，像其他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一样，独具风格——不但擅长用多样化的比喻阐明深刻道理，而且句式比较整齐，朴实浑厚、详尽严谨。荀子的赋堪称“学者之文”。荀子的《赋篇》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体现了先秦辞赋的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的特点。至周代的“先秦”时期，各种文体诸如诗歌、散文、辞赋等，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其中，赋是在诗与散文的夹缝中脱胎而出的中间类别的文体，散文诗也。而且战国时期的赋体文学，首开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成为后来一些文体与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技巧的源头，辞赋的百科开源的作用即在此。先秦时期，社会呈现出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格局，那时的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即现实主义风格，而浪漫主义的屈原之作骚体赋《离骚》，也旨在揭示和解决楚国兴亡的社会实际问题。至于先秦辞赋的随意性，是指其原生态的语境，有个性的辞赋家就必然有其个性的辞赋。譬如：屈原是战国时期最有个性的诗人，其《离骚》乃最有个性的骚体赋，通篇宣泄愤懑、一吐为快，从不“徵圣宗经”。

《荀子赋篇》（作者-荀况）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欤？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欤？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欤？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欤？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欤？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皇天隆物，以示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齐均。桀纣以乱，汤武以贤。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事业以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泰宁。臣愚不识，愿问其名。

曰：“此夫安宽平而危险隘者邪？修洁之为亲，而杂污之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胜敌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为动静待之而后适者邪？血气之精也，志意之荣也，百姓待之而后宁也，天下待之而后平也，明达纯粹而无疵也，夫是之谓君子之知。”

有物于此，居则周静致下，动则綦高以钜，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大参天地，德厚尧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忽兮其极之远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往来惛惫，通于大神，出入甚极，莫知其门。天下失之则灭，得之则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与？充盈大宇而不窕，入却穴而不逼者与？行远疾速，而不可托讯者与？往来惛惫，而不可为固塞者与？暴至杀伤，而不亿忌者与？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与？托地而游宇，友风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广大精神，请归之云。”

有物于此，（人蠡）（人蠡）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不识，请占之五泰。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幽闇登昭，日月下藏。公正无私，见谓从横。志爱公利，重楼疏堂。无私罪人，憼革贰兵。道德纯备，谗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

其小歌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

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帛，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二〕宋玉

宋玉，又名子渊，汉族，楚国人，曾事楚顷襄王，据《襄阳耆旧记》“卷第一·人物”记载：“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宋玉，生于屈原之后，相传为屈原弟子，好辞赋，为战国后期继屈原之后的辞赋家，与唐勒、景差齐名。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由宋玉而来。相传，宋玉所作辞赋甚多，最早据《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所载，有赋16篇，惜多亡佚。现今，其存世作品有：⑴《九辩》、《招魂》两篇，见于王逸《楚辞章句》；⑵《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5篇，见于萧统《文选》；⑶《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见于章樵《古文苑》；⑷《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3篇，见于明代刘节《广文选》。以上凡计16篇，但这些作品真伪相杂，难以考定确为宋玉所做，可信而无异议者仅《九辩》1篇，其他皆疑为他人所作，比如最具争议的《招魂》，大多数人认为乃屈原之作。至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赋篇，亦有人提出质疑。宋玉承屈原，其辞赋既有细腻工致的物象描绘，又有自然贴切的抒情写景，而其成就逊色于屈原，然则在楚辞与汉赋之间，宋玉承前启后，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后世尊称屈原、宋玉为“屈宋”。

宋玉《大言赋》曰：“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於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剥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锯牙云，?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分天，迫不得仰”。”

宋玉的《大言赋》似乎比其《神女赋》、《高唐赋》还要出名，从具体的案例可窥测之，譬如：毛泽东很喜欢《大言赋》的那股气韵，并亲自手书了宋玉《大言赋》的简版：“方地为舆，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

〔三〕枚乘

枚乘（□-前140），汉族，字叔，西汉辞赋家。秦建治时古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镇）人，“枚乘故居”位于河下镇萧湖畔，唐代诗人赵嘏也生于楚州区河下附近，赵嘏留有“家在枚皋旧宅边”的诗句，枚皋即枚乘之子。旧时的淮安城，即今楚州，乃古大运河畔的一座重要城市，为运河四都之一。枚乘，显名于“七国之乱”中前后两次上谏吴王——他曾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七国之乱前，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但是吴王皆未采纳。汉景帝时，拜其为弘农都尉，可枚乘并不喜欢当官，便以病去官。当汉武帝即位后，再次征之，因年老，死于中途之“安车蒲轮”。枚乘的文学成主要是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七发》、《柳赋》、《菟园赋》三篇，其中后两篇疑为伪托之作。枚乘辞赋的代表作《七发》，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这篇讽谕性辞赋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枚乘在辞赋中所创造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成为后世辞赋的一种文体定式，谓之以“七体”。《七发》之“观涛”一节，繁音促节，气壮神旺而怵目惊心，且看：

“不记也，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皓蜺，前后络绎。颙颙昂昂，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礚，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旁。则滂渤怫郁，闇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凌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汩潺湲，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闇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摘自枚乘《七发》）

〔四〕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前179年-□），西汉大辞赋家（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汉族，蜀郡人（一说为今四川省成都人，另一说为今四川南充蓬安人），字长卿，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他与卓文君的私奔故事也广为流传。司马相如，20多岁时买了个官——汉景帝身边的武骑常侍，他是个不钟情于做官的人，而景帝又恰恰不好辞赋，这情形大有事与愿违之感。有一次，梁孝王刘武来朝，司马相如得以结交了当时的一些辞赋家，诸如邹阳、枚乘、庄忌等。后来，他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此时，他为梁王写了《子虚赋》。刘武去世后，司马相如回家乡四川临邛，生活清贫。尔后，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即位以后，偶然间，刘彻看到《子虚赋》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和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蜀人——杨得意，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大喜，召之进京，司马相如说“子虚赋，只是写诸侯打猎的事，请允我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即《子虚赋》的姊妹篇《上林赋》。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开创了汉代大赋的新格局。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封为郎。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子虚赋》、《上林赋》等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长门赋》是司马相如最著名的一篇，《史记》中未载此赋，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有人疑为后人伪作。司马相如赋，不但结构宏伟、词藻富丽堂皇，而且讲究绘声绘色、有声有色，还极大程度地利用了汉字的构造特点，在字形排列上视觉强烈，例如：几十个山字头、鱼字旁，草字头等等的连用。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奠基人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美学家（司马相如，还充分地探索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五〕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骚体赋的代表作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贾谊短暂的一生，多有经典之作，主要成就为散文和辞赋两类，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六〕王褒

王褒：字子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尤其是汉代写咏物小赋的代表作家），生活于西汉年间，生卒年失载，其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在位时期（前73-前49年），四川资中人（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汉宣帝，信神仙、好游猎而听信方士之言，委派在京中任职不久的王褒回益州，去祭祀传闻的“金马碧鸡之宝”，不料途中染病，未得医治即死于中途。王褒的辞赋对后世是颇具影响的，至今存有《甘泉赋》《洞箫赋》等16篇，与扬雄并称“渊云”。明代的杨慎，其所辑的《全蜀艺文志》选有王褒的作品，且作有《王子渊祠》诗：“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该诗赞誉了王褒的辞赋才华，的确，王褒特别善于“咏物小赋”，这方面他的代表作有《洞萧赋》。洞萧，是古代音域清幽的排萧，宫廷和民间都广泛使用，譬如：《洞萧赋》云：“朝露清冷而陨其测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戏翱翔乎其颠。秋绸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屏兮，密漠油以獭掺。”

〔七〕班固

班固（建武八年-永元四年、或公元32年-92年），汉族，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史学家班彪之子，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班固自幼聪慧，9岁能诵读诗赋，13岁时入洛阳太学。班固，因征匈奴兵败而受牵连，死于狱中。著有《汉书》、《白虎通德论》。班固，亦善辞赋，他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封燕然山铭》等。班固《两都赋》，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续开了京都赋的题材广度。继之，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其影响。《幽通赋》仿《楚辞》，《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和扬雄《解嘲》。班固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

〔八〕张衡

张衡（建初三年-永和四年、或公元78-139年），汉族，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范晔《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张衡是东汉时期重要的辞赋家，著有《二京赋》《思玄赋》《温泉赋》《归田赋》等20多篇辞义俱佳的赋作。张衡对辞赋的创作态度极其严谨，其耗费10年时间而成的《二京赋》，兼有讽刺时弊的味道，这点成就了这篇大赋较高的思想性。此外，他的《思玄赋》像一篇优雅的科学幻想诗。

〔九〕扬雄

扬雄（前53-18年），汉族，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官吏型学者。少好学，为人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以文见召，奏以《甘泉赋》《河东赋》等。汉成帝、王莽时期在朝任官。写有《太玄》、《法言》、《方言》、《训纂篇》。早年，扬雄极其服膺司马相如，《汉书·扬雄传》说“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仿司马相如之《子虚赋》和《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诸赋，为崩溃前夕的西汉王朝粉饰太平，但后世仍把他俩并称为“扬马”。晚年，在《法言·吾子》中，扬雄说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和“壮夫不为”之举，扬雄还承认他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都是似讽而实劝，实际上这开启了一种辞赋批判文学的先河。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扬雄的抒情赋比其大赋有个性，诸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酒箴》是一篇咏物赋，《解嘲》受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而《逐贫赋》则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另外，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后两篇今仅存篇目。

〔十〕王延寿

王延寿，字文考（或：子山），东汉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人，辞赋家。楚辞学家王逸之子，曾周游鲁国，年仅20多岁溺死于湘水。王延寿的赋作，存有《鲁灵光殿赋》、《梦赋》和《王孙赋》三篇杰作。其中，《鲁灵光殿赋》，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长歌大赋相媲美，从而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王延寿赢得了魏晋以前十家“辞赋之英杰”的地位。与王延寿同时期的蔡邕也写了同题辞赋，但见到王延寿《灵光殿赋》后，自愧弗如，遂焚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