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从信录》是明代沈国元撰写的史料。共三十五卷，崇祯年间刻本。

沈国元，字仲飞，后改名为沈常，字存仲。秀水人，明代诸生。著作除《两朝从信录》之外，还有《皇明从信录》、《流寇陷巢记》、《甲申大事记》等。《两朝从信录》是一部记载明朝泰昌、天启两朝史事的著作。它是为续《皇明从信录》而作。沈国元所学专好搜集史料、编纂史书，他曾经试图将《皇明通纪》、《皇明续纪》合二为一，并辑补万历朝事，从而形成《皇明从信录》一书四十卷。后来，再把泰昌、天启两朝的史事，著书为《两朝从信录》。

虽然行文之中无作者创新之意，但却还保存了不少的原始资料。有这样一个传说，顺治初年，明朝攀附权贵、谄媚宦官魏忠贤的大学士冯铨屈节效命于清廷，再次被招入内阁，因为看到珍藏于皇史■的《熹宗实录》中有不少“诋毁”自己的文字，遂将此书加以销毁。后来的论史者获得这段史实以及熹宗执政时期的史实材料，还很多地借鉴了《两朝从信录》。

这本书前有陈懿典的序、作者自序以及述意，交待了成书的经过、背景和全书的体例、内容。陈懿典在序言中说：“丁卯春，前《从信录》刊行，几罹?祸。是秋试浙闱，感有异梦，逾月而闻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宝，坚志复为是书。”又曰：“经营止二期”。据此推算，《两朝从信录》成书大约在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或是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中。

《两朝从信录》出于存信的原则，全录或摘录了大量的邸钞奏疏。这些邸钞奏疏中有不少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影响而与后金冲突有关的内容。有的奏疏大力表彰了抗击后金将士们的英勇无畏，称颂他们“以万余当虏数万杀数千，虽众寡不敌而死”，却“使人肠烈”。有的奏疏则贬斥弹劾那些贪生怕死、与后金作战不力的将领，指责他们“受国隆重”，却不能“以长缨系奴酋之颈于阙下”，“遏门庭之寇于方张”。其中有一大部分奏疏是表明对后金的不同主张：有的认为应当广寻谋士，派遣能将，问道登莱，广招健卒，掉州浮海，直捣奴穴。有的认为只宜坚守，“一意坚壁清野，简将搜兵，修战具，养战士，以为持久之计。待夫奴恶已厌，奴隙已开，始徐而图之。”

有的献计，应“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动朝鲜，约策应举事”。有的则主张，应与努尔哈赤力战，派军队进逼敌患，并扼其运输交通要道，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有的认为四川兵与甘肃兵、广西狼兵“俱骁悍可以吞奴，当并调用”。而有的则持迂腐之见，认为努尔哈赤不会有任何作为，因为天道神明，帝国好生，而努尔哈赤却侵扰大明边地，杀戮成性、抢掠无数，所以“天必助我天朝”，陛下可以“万无足忧”，只要“高拱于上听凯歌声”即可。尽管意见纷纭，高下不一，但它们的矛头始终都是针对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政权，所有计谋的目的都在于如何消灭后金政权，消除外患以确保大明的江山社稷。仅此一点，恐就足以令清人不能容忍了。

泰昌、天启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日益壮大，与明王朝的矛盾冲突也随其野心的扩大而加剧。《两朝从信录》非常详尽地记录了这些矛盾和冲突。作者身为明朝文人，其心之所向也必在明朝，加之此书成书亦在明代，所以著书记事的立场就明显偏于明王朝这一边。书中记述后金时，态度亦有敌意，也不乏藐视。例如，称金兵的入侵行动为“犯”、“陷”，称金人为“虏”、“夷”，称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为“逆奴”、“狡奴”、“奴酋”、“奴贼”等等，这些违碍用语的频繁使用都是后来成为中国当权统治者的满清人所忌讳和无法容忍的。

《两朝从信录》还记述了金兵的暴行：侵扰辽与大明边境之后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以及人民英勇反击等的情况。例如卷六记载，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为补充军备，下令搜括民衣，并强行规定富人家只能留下九件衣物，中等人家留下五件衣物，下等人家留三件，如此荒唐之规定让人既恨之强权又笑之无度。三月二十五、六日，派兵驱赶汉人前往北城，屯民归村堡，途中，“夷人”趁机掠夺村民财物，甚至连妇女身上值钱的衣物都剥去了，许多妇女不堪忍受如此侮辱，纷纷上缢自尽以求保持名节。不仅如此，金兵还恬不知耻地“尽拿民间寡妇闺女解送辽阳”，“又将村屯女妇轮流奸污”。更有甚者，他们将所有在他们眼中看来形貌可疑不顺之人，都予以杀戮。金兵所到之处扰民不宁，并强改民俗民风，逼迫权内之人必须剃头，这对历来认为“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随意伤残”思想的汉族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

如此残暴恶行肆虐，终招民众的含怒抗争和英勇的反击。《两朝从信录》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复杀辽人之状貌可疑者。一头目坐于西门，点而杀之。有一生员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与众砍杀头目，连杀三四人。其诸子拔梃共击杀二十余人。夷仓皇无计，百姓乘机出走，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夷不敢追。”此一也。金军逼众剃头，“独东山矿兵与南卫坚不受命，有剃头至者，群击杀之。”此二也。由此两件事可见之金兵的外强中干与贪生怕死，以及被压迫、被侮辱的民众的愤怒与反抗的英烈。作者自己记载完这两件事后，在下面又加一句按语说：“快事！何不处处皆然，人人皆然，忠义成性，宁以地限！”好一个“快事”，又好一个“皆然”，令我们仿佛间，看到了一个拍案称快的沈国元的形貌。

鄙其先祖为夷为虏，献计谋略欲灭其而后快，言词激昂指斥其残暴无道。《两朝从信录》这样站在明室一边，记载诸多不利于后金人的内容，又怎能让清朝统治者可以视之无恨，令其安然存在呢？

因此，《两朝从信录》在清乾隆年间遭到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