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论战，是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特点、性质及相互关系问题的思想学术论争。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它的影响贯穿了整个近现代。而论战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五四”前后争论得尤为激烈。

辛亥鼎革后, 由于中国接纳了西方的共和政制, 当政者又一度采取了祭孔等貌似“复古”的举措, 而趋新者则努力推动文化的更新, 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自身的文化反省, 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 使东西文化问题成为一个众皆关注的焦点。五四前后, 东西文化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在西强中弱的背景下, 文化的东与西究竟是一元的人类文化之多样表现, 还是人类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如果文化是各自独立的, 那它是否可以借鉴甚或嫁接?假如借鉴已成必不可免之势, 文化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这些都是从西潮冲击中国之后很多读书人一直在思考和担忧的问题。

东西文化论战，依时间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15～1919年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当时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基本上是延续前人的问题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优劣方面，罗列各种现象，从而引申出东西文明的异同。这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当时争论主要在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伧父)主编的《东方杂志》间展开。

1915年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是因为根本思想“各成一系”，“(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 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 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 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因此，他认为中西之不同，非轮船、火车、飞机、声、光、化、电不如西方，实中西思想有根本之差异，中国固有之思想已不适宜于今日之社会。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进而将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指出儒家别尊卑明贵贱的三纲伦理，与西方自由平等学说分别为东西道德政治之大原和“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儒家纲常礼教与现代共和政治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的文化观以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为基底，以其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评判是“中西古今论”。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把东西文明归结为“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他认为东洋文明“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因“可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因而在陈看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疑就是西方化。这种代表新青年派之西化主义文化观，主导了五四思想界。

1918年李大钊作《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认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二者实为世界进步的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只有这两大精神时时调和，时时融会才能创造出新的文明。因此，他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作为“第三新文明”呢起的“俄罗斯文明或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与陈独秀把东西文化定位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不同，杜亚泉则坚持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他指出，文明为社会历史演化的产物。西洋社会古来由相互对抗纷争的诸多异民族混合而成，故演成今日民族国家争斗之局；而中国社会历史则有着与西洋社会迥异的统一局面。西洋社会的商业文明源于交通便利的地中海环境；而中国社会的农业文明则发达于土地肥沃的内陆黄河流域。西洋社会的民族纷争和商业竞争造成了西洋人的竞争精神，而中国社会的民族和睦与乡土和谐则形成了中国人的和平精神。中西社会历史的这种基本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的二系列深刻的差异：如西洋文明是人为(反自然)的，中国文明则是顺自然的；西洋人的生活为向外的，中国人的生活为向内的；西洋社会有兼具权利义务的人格化的团体，中国社会则只有自然人而无团体；西洋社会崇尚竞争胜利，中国社会则重视道德修身；西洋社会多战争，中国社会则贵和平。在杜看来，中西文化的上述差异，皆源于“竞争存在”和“自然存在”两种文化精神的差异。他以“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来概括中西文明。 在东西文化的评判问题上，杜亚泉反对新青年派“以西评中”、“以今评古”的进化论取向，和对西方文化无批判的盲从态度，而坚持对东西文化兼取批判态度。他认为，东西文明各有其价值，也互有其偏弊。人类生活终不免与苦痛相伴，自然之苦痛烈则人为之苦痛少，自然之苦痛减则代之以人为之苦痛。故而中西社会各有其流弊，中国社会之弊若“贫血症”，西洋社会之失则若“充血症”。

蔡元培、毛子水等也加入了论争。旧派学人的代表辜鸿铭写了《春秋大义》一文，鼓吹尊王、尊孔，宣扬中国国有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东方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支持辜鸿铭的观点。陈独秀先后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批判《东方杂志》维护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等封建制度与封建伦理、反对西方文化的立场，基本阐明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与优劣。

1919—1921年为第二阶段。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是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由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化间的关系，进而，东西文化之争又转化为新的文化问题之争，辩论新旧文化能否融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张东荪、章士钊、蒋梦麟等。

其间﹐林琴南曾运动国会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表明他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对以政治干涉学术﹐以武力压制新思想﹐提出要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问题应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思想以愈辩而愈新﹐真理以愈辩而愈明。

1921～1927年为第三阶段。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发表，使东西文化之争进入一个新高潮。虽然从表面看这一时期争论重点重又回到东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老问题上，论战的深度大大前进了一步，涉及面也大大超过了从前，并且开始关注东西文化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胡适、瞿秋白、郭沫若等人。

1920 年3—6月期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上连载，记述了他在1919年欧游时的见闻和感想。梁启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之所以出现精神上、思想上的危机，是由于百年来迷信“科学万能”而失却“安心立命的所在”之结果。借西方人士之口宣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鼓吹以 中国传统文明救济西方、拯救中国。同时他也认为，西方“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故主张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通过“化合”创造出一种“新文明”，进而“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梁漱溟从1920年到1921年在北京和济南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22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学，他提出：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是人类“意欲”的产物。又因”和的”指的不同，导致人生态度和文化路向亦有相应的器别。他进而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洋文化，“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印度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这三个“路向”的次第重现就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中西文化精神价值之不同，在”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则“处处尚情面无我”；西洋思想“以动利主文将他代表了”，而“中国究鲜功利之习”。进而称西洋文化的繁荣期已过，“西方思想界已彩明的要求改变他们从来的人生态度”；而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崇尚直觉，着眼于“内界生命”，“全出于古初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比西洋物质文明要高妙，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主张“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寻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他据此推测, 未来世界文化将成三期, 即全人类都先西洋化, 然后中国化复兴, 最后印度化复兴。目前中国人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而“根本改过”, 同时“排斥印度的态度”, 然后“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胡适在这段时期高唱“全盘西化论”，强调必须以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西洋文明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进取”、“征服自然”、“利用厚生”、“承认物质享受”；而东方文明的特色是“知足”、“保守”、“乐天安命”、“无知”、“安贫守己”等；因而西洋近代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但考虑到胡适对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研究，以及他呼吁“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很难认为他仅仅是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而已。当代学者罗志田认为，胡适后来自述其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他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中国人只有去“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而“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由此可见，他的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

1923年瞿秋白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认为文化是历史的阶级的现象，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是 封建主义文化，二者不过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而已。东方文化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封建 制度之政治形式”和“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等三种元素的综合。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宗法社会的文化， 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它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 发达”，而成为“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只有“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复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他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应该是“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而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只有在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才能实现。

在30年代，有一派人继续宣扬“全盘西化”论，而一些国民党学者则主张建设“中国本位文化”，都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对东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论战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批判的科学总结，并对如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

明面上的论战之外，近代还有许多学者、文人、政客都注意到了东西文化问题，并注心研究。比如陈寅恪曾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门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他的学术作品中，处处可见对当代东西文化问题的关怀。钱穆晚年也曾自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美国学者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指出，梁启超一生欲将中西拉平的诉求，其实是在回答一个他的前辈和后辈都同样在关怀也在回答的问题。几代人关怀思虑相通,具有“同时代性”,可谓“同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