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进位晋王，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继承晋统者，东晋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当时偏于关中一隅的晋愍帝尚在世间，故而未正式称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马睿继帝位，史称晋元帝。 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禅位于刘裕而宋朝建立，东晋共历十一帝，延祚百余年。
本书所谓“东晋诗歌”，与上述历史范畴的东晋概念稍有出入，实以两晋之际的刘琨、郭璞为冠，而殿以晋宋之交的谢灵运。郭璞虽身历两晋，但其主要活动和诗歌创作发生在过江以后，早起檀道鸾、刘勰等人，已明确将其归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牵入刘琨，一方面因其现存诗篇均作于两晋之际，颇能反映东晋建立前后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刘勰、钟嵘等将其与郭璞并提，视为江左诗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论者多沿其说。至于创作实绩多在刘宋建立后的谢灵运被包括在内，则鉴于其在晋宋诗坛玄言山水嬗变历程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王瑶先生论述东晋诗歌流变时，就把谢灵运作为主要对象之一。①
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演变历程，从南朝檀道鸾、刘勰、钟嵘等人的简要评述中可以一窥大略。但终因他们多语焉未详，加之相关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别是玄言诗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故而难① 见其《玄言·山水·田园一一论东晋诗》一文，载《
中古文学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免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这种情形致使探讨有关问题时，聚讼纷纭的现象屡见不鲜。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可以看出如下两大特征：
其一，对于这一时期诗坛主潮发展演变历程，尚缺乏通贯性的研究。像王瑶先生《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那样既注重深究具体问题，又研析诗风流变的成果似不多见。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之类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诗史时，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郭璞、陶渊明等人身上，对东晋玄言诗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则注意不够，往往给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间过略的感觉。
其二，与通贯性研究相较，围绕具体作家或专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主要体现在老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新课题的不断发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诗》的主旨、玄言诗的起源与发展、陶渊明其人其诗、山水诗起源等问题时有成果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视野的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比如联系玄学思潮以探讨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与诗歌风貌，从佛教影响的角度探涉有关玄言诗、山水诗问题等。山但这类研究尚处起始阶段，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未尝少见，进一步研究的任务仍很迫切。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本书拟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于尽力把握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突现其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努力揭示其嬗变之因。同时，着力研究具体问题，就一些争议颇多的疑难现象提出一己之见。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本书在总体构思与结构安排上，采取了点、线并重的模式。以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主潮为序，串联起若干具有专题性质的章节。务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浅尝辄止。与此相应，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不苛求行文体例的统一，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论题，视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决定切入点的选择与用墨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