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及地区在战后取得的经济巨大成功和现代化进程被称为“东亚模式”。

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引起广泛的争论。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但如何看待“东亚模式”仍是当前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

尽管笔者不同意制度模式分析的某些结论，但不否认其中对东亚市场和体制的剖析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在这种观点看来，任何市场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调节机制也有死角，在这些领域会产生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市场等等方面。这时政府就有责任弥补市场的缺陷，使经济体系趋向于均衡和充分就业，这种行为是顺应市场的干预模式。而在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不健全或市场缺损问题，两者不能等同。“市场失灵”是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下产生的，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存在，而市场发育不完全或市场缺损，意味着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状态。

因此，以“政府替代”来替代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是恰如其分的。类似的政府替代，是为了解决制度稀缺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一种战略目标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大于现存的制度供给，所以政府才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稀缺问题。进一步说，所以做这样的制度安排，政府并非要弥补缺损的市场而是要创造出一个能迅速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绝不是发育完好的市场体系。因为，即使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在支持政府规定的高速增长目标方面也无能为力。所以，归根到底，“强政府”是实施政府替代的基础，有强政府才有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既发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又实现了其目标。但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它是一种即时的、迫不及待的增长，本质上摆脱不了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特征，整个过程伴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这种制度安排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条件：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是一致的，即政府是理性的。但集权政府的理性从长期来看是脆弱的，即使政府有理性，这种理性可能与市场理性并不一致，所以这种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业扭曲、结构失衡的危险等等，如果没有完备的制度和法律约束以及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寻租”行为。而这类国家的通病在于它们的政府都是集权型的统治者，缺乏强大而有效的外在约束机制。“寻租活动”不仅会侵蚀政府的机制，而且还会导致大量经济资源的耗费，严重扭曲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的均衡结构。当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腐败被普遍接纳为一种行为方式时，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就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甚至完全失去其自律性。由于政府手中过度集中的权力损害了经济增长的自然秩序，会给一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破坏，在亚洲和拉美国家中不乏这样的先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东亚模式”最终不得不归因于权威主义政府，权威主义政府既是东亚曾经辉煌的原因，也是这种辉煌遭受挫败的原因。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东亚国家的脚步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后面，被称为一种后发的现代化，后发自然也有后发的优势，因为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吸取教训。尤为可贵的是东亚国家的文化中汲取了西方文明的因子，这个过程从“明治维新”就开始了。应当说，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冲淡了东亚国家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行为模式。但是，文明引入的同时，也使人感受到了东西方物质财富的巨大差异，在对比中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对财富和物质生活的渴望，平等、民主、自由则放在了次要地位。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外，传统的统治方式并未得到彻底改变。所以，即使受过正统西方教育的人执掌这些国家的政权，依然是在民主的店铺里经营着古老的专制主义，并且试图凭借专制的力量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于是将政治权力延伸到了经济领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东亚国家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特色，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东亚国家不但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而且也没有实现经济民主化。

经济民主化并不排斥政府的干预，排斥的是以政府的意志替代市场主体的意志。经济民主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市场便必然遭到践踏。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更大范围的危机迹象，已使人们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正确关系有了一个较清晰的认识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早就应该从哈耶克甚至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吸取一些深邃的思想，然而经济学家和政府都过于重视了各自国家的特殊性，忽视了经济成长自身的内在逻辑。所以非民主的经济导致了“欲速不达”，而非民主的经济背后又是集权政治。但是，想让政府在政治上变得更明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较短的时间内，民众的呼吁和政府的自律所能产生的效果，可能只是经济民主化一定程度的推进，这是东亚国家短期内较为现实的目标。而彻底的经济民主化，最终要依赖于政治民主化。所以东亚各国民主化的进程还很漫长，其公民和政府都有责任对此进行反思。《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