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经典》是《世界文学史教程》的配套用书，是中国首部对世界文学历代名作进行精选的作品集。这种形式在国际上早已经非常普遍，以英美的《诺顿名作选》和《朗文名作选》为代表，在国际学术界久负盛名，已经编选30余版。我国尚未有这种类型的选集出现。

（方汉文）

作为首部参照国际标准编撰的《世界文学经典》，同以往的同类教材与专著相比，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创新：

第一， 视域与原则的创新：本书的“世界文学名著”包括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文学，不

同于传统的“外国文学史”，也不同于比较文学史，它既包括中国文学，也包括其他各国文学。我国传统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只收入中国以外各国的文学，不包括中国本土文学。根据全球化时代国际世界文学经典编撰的体例，以上这种“外国文学作品选”已经不适用于全球化时的语境，欧美国家从21世纪初期就已经陆续出版了“世界文学史”，如瑞典国家学术委员会主持的大型课题“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史”（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in Global Context,1996-2004）及其成果，四卷本的《文学史：走向全球化视域》（Literary History: Towards a Global Perspective,2006）也者具有全球化的视域。

美国的情况更为突出，美国主要有四大《世界文学作品选》，即《朗曼世界文学选集》（如David Damrosch et al.,eds.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6vols.New York: Harper,1994.）哈泼·柯林斯出版社的《世界文学手册》（如Marry Ann Caws and Christopher Prendergast,eds. The Harper Collins World Reader. New York: Harper,1994.）贝德福特出版社的《贝德福特世界文学作品选》（Paul Davis,et al.,eds.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6 vols. Bedford-St.Martin’s ,2003.）、《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如Sarah Lawall,et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6 vols.New York: Norton,2003.），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然是发行较广的诺顿公司与朗曼公司的两种选本。但是所有这些选本在21世纪之前，基本上没有选入中国与多数东方现代作家的作品。诺顿选本自称是自1650年就发行，但是几个世纪来以来所选的主要是西方作家作品，即所谓的“西方传统”（Western Tradition）,直到21世纪的朗曼公司选集中才开始选入中国作家鲁迅等东方作家的作品。

而本书则同时收入东方与西方从古至今的的优秀文学作品，按照历史发展的阶段顺序，保持各大文明本系的完整性与持续性，基本勾勒出世界文学的历史系统全景。

对于中国而言，编写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已经成为21世纪20年代以来教学与研究的必然要求。因此，本书首次将中国文学与各国文学一同列入，完成了从全球化视域来研究世界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与互相联系的宏愿。

第二， 推进“世界文学重建”的新理论体系建构，这是本书所产生的语境与前提所决定

的。从20世纪末期起，欧美各国就兴起了“世界文学重建”（ “世界文学的重建”（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以下简称“重建”）的观念在欧美理论界极为风行，包括中国鲁迅、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内的东方作家的文本被列入了西方的“世界文学经典”之中，这无疑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世界文学经典意义深远的转向，这也表现出全球化时代中，西方学者理解东方文学的价值，摆脱传统西方文学史的欧洲中心的努力。

我们需要一种历史主义的“多元文明的世界文学史观”，全球化时代是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所以世界文学史应当是世界多元文明的世界文学史。

世界文明之间的交往历史久远，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m）完全可以看作是世界文学中东西方互相结融合的例证，当时的从耶路撒冷到埃及的亚里山大里亚城，西方的希腊文化与东方的希伯来文化合流，代表性成果之一就是希腊文的《圣经》的翻译，七十二子翻译的东方经典进入希腊与罗马帝国，成为欧洲文学之源，改变了荷马史诗的文化倾向，为了表达这次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大结合，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融新（syncretism）”，这次二千多年前的东西方合流，可以为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文学”提供样板。希腊人的荷马史诗并非不能与希伯来人的《圣经》同样成为经典，凝结成新的具有东西方共同特征的文明很可能对未来发展提供新的选择。

环球航线开通之后，东西文学交流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7-18世纪中，中国文学被介绍到欧洲，使得西方产生了最初的“世界文学”观念，英国戏剧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改编中国剧本《赵氏孤儿》为《中国孤儿》（1741），并且在献辞中写道：

异国的产品，地上长的也好，脑子里来的也好，只要有益或有趣，总能够得到人们的欣赏。多少年来，中国把它的农产品供给我们，把它的工艺品供给我们；这一次中国诗歌也进口了，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感到兴奋。[1]

一部古老的东方戏剧在启蒙主义的欧洲，受到戏剧家与观众的热烈欢迎，正如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那段关于“世界文学”的名言中所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

如果我们要对世界文学作一个简明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文明时代的文学史观”就是必然的了。

所谓多元文明是指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差异性与多样性，这是无可怀疑的，无论是欧美亚太的小说，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神话、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铭刻在泥板上的古代苏美尔史诗，波斯史诗阿维斯塔，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艺术审美价值。

我们将世界文明划分为八大体系，兹简列如下：

1、亚洲太平洋文明体系：也可称为环太平洋文明或亚太文明，包括东北亚的中国、日本、朝鲜到美国的西海岸，如今尚没有这种文明起源与迁移的具体路线，估计这种文明体系在亚洲大陆起源，在远古时代经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另外它还分布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的广袤地区。

2、南亚文明体系：从南亚到东南亚与亚洲太平洋文明体系交叉，以印度半岛与印度洋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它同样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古代曾经有过较大影响，达到东亚与西亚的部分国家与地区。

3、地中海大西洋文明体系：从地中海向北与向西，包括了东欧、北欧、西欧直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这种文明起源于地中海，以后中心西移大西洋沿岸，其中东西欧洲、南北欧洲都有一定差异，但基本类型是相同的。

4、中东阿拉伯文明体系：从阿拉伯半岛、西亚到欧洲的土耳其、东南亚部分地区与南亚巴基斯坦、伊朗甚至包括了阿富汗、非洲埃及和突尼斯（它们在历史上与西亚和地中海文明有密切关第）等地。这是以伊斯兰教的传播为主要划分的文明体系。

5、北美大洋洲文明体系：北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主要是由于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发展形成的当地文明与外来文明相结合的文明，外来文明主要是欧洲移民所带来的地中海－大西洋文明传统，在北美地区这一文明占有主流地位。

6、拉丁美洲文明体系：以拉丁美洲为主体，传统的美洲三大古代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加文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毁灭后，混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体系。

7、非洲文明体系：非洲古代文明历史久远，圣经中就已经记载了非洲的古代强国，北非文明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环球海上航线开通之后，东西非、南部非洲和中非地区，在古代文明传统与宗教、民族的同一性基础上所形成了非洲的区域文明体系。

8、犹太文明体系：以色列是古老的犹太文明重新建立的国家，这一文明以以犹太民族与宗教为主要构成，除了以色列之外，尚有大量的犹太人分布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欧美地区，他们相当大程度上保持了犹太文明传统。[3]

世界文学当然是各大文明体系的文学的汇融，这种汇融建立于人类审美同一性基础上，反观的恰是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即“同异交得”，世界文学就是这个“得”，得者德也，有德者必有言，无德者不必有言。所以，世界文学史当然是，也只能是各大文明的作家作品的共同历史，而不能只为某一种文化所垄断。中国、印度、阿拉伯、拉丁美洲与非洲作家与西方的优秀作家们将共同彪炳史册。

第三，编选目标与原则的创新是最基本的，世界文学名著选集的目标是再现作家文本的鲜活个性风貌与其对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创造。在“经史子集”之中，我们追求“史”的经纬与“集”的文本代表性的统一。故此,无论是对西方文学史家所提出的浪漫主义文学“六大家”（Big Six）或是“意识流四位代表作家”、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等，我们都在尽量考虑本土文化代表性的基础上予以取舍。而标准则是在体现个性与文明传承这个目标下，以文化传统与历史时代、文学审美观念、形式革新三个主要评价准则。在我们的概述与编选中得到体现。

第三，“经典融新”是本书在文学史叙述线索与断代观念的原则，国内的外国文学经典与文学史论著多数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起到20世纪中期西方文学为止，大约为二千多年的文学史。本书从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苏美尔人史诗《吉尔伽美什》起，到21世纪作家秘鲁作家胡利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等人，大约4500年的文学史。当然不仅只是时代更久与更新，而是反映世界文学历史线索的多样性与一体性。

第四，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经典应当有多种语言文化的资料选辑，这对于传统文学史是相

当困难的，本书力求反映多元化的批评观念与评价体系，特别是资料与史料要与时俱时。改变传统文学史陈旧的文献资料与过时的评价观念统治的局面，直到现在，多数文学史文献相当多地停留于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批评家与当时的国内理论文献为主的阶段。本书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观念为主导，作品与理论共同反映全球化时代的特性。

最后要说明的是，《世界文学经典》与《世界文学史》两书互为配套，以上所述，体现经史子集中的“史”与“集”的互补关系，也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以期珠联璧合，相互辉映，为教学科研、文学研究和阅读欣赏提供资源。

我们希望国内外专家与阅读者不吝赐教，以利于本书在不断的修订中臻于完善。

[1] 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17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方汉文：《比较文明史：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第20～21页，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