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论史官书》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与韩愈论史官书

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1：获书言史事2，云具《与刘秀才书》3，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不喜4，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5，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6？若果尔7，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8，近密地9，食奉养，役使掌故10，利纸笔为私书11，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12？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13，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14？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15？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16，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17，莫若亟去其位18。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19。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 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20，独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21，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22，班固不检下23，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24，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25，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26，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27？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28，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29。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30，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 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树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与韩愈论史官书》作于唐宪柳宗元和九年（814）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时任永州司马。唐宪柳宗元和八年（813）夏，韩愈在长安任史官修撰。期间他曾写信给刘轲和柳宗元，担心“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表示自己不愿意担任史官。柳宗元此文就是对韩愈来信的答复。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亦是攻击辨诘体，颇似退之《谏臣论》。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盖正论也。

楼昉《崇古文诀》卷十三：掊击辨难之体，沈著痛快！可以想见其人。

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二：辩难攻击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书文公不复辩亦理胜也。

董其昌《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昌黎如何人物，书中可见，而有时乎为利害所惑，则河东之辨驳，不能已耳。古人相知之深，洵未尝避其所讳。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柳文精选》：史官不任史事，亦古今通例，但非所望于志古人之道者，是责韩退之，非责史官也。乃退之仍以史官自例，迁遁其辞，子厚亦逐节辨驳，而以“不为则当去”一句，为扼其要言，不复可动。譬之用兵，有直捣其巢，有随地转战，有截塞其奔逸之路，攻击之法，可云备矣。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二：句句雷霆，字字风霜。柳州人物高出昌黎上一等，于此书可见。

邱维屏《文章轨范》：如此辨论，乃极精极强，无一字放空处。然在辨论家，要看他有体度处，不似世人逼窄。有斗口景状；文章家，要看他在事理情中，转换出收纵紧缓来，非凿空硬顿放，不中听者心解。

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柳柳州集》卷一：篇中一起，总驳韩书之非。下分段备细痛责，一段责其避人祸，不肯作史；一段责其避天刑，不肯作史；一段责其推委同列，不肯作史；一段责其惑信鬼神，不肯作史；一段责其下负所学，上负君相，不肯作史。末幅一收，作三段看，一段勉励之，一段激发之，一段切责之，皆是疾风骤雨之文，劈头劈脸而来，令人不可躲避，又是一种笔法。

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凡在史馆，未必人人作史。但史才难得，以韩退之而不为史，谁当为着？玩其《与刘秀才书》，言史不易作之意，虽未尽非，至于人祸、天刑为惧则不可训。刊、樵云：“为史官者，明不顾刑辟，幽不见神怪，若梗避於其间，其书可烧也。”此数语方是正论。柳州孥定不作史不宜居馆下一句作主，而以人祸天刑细细翻驳，复为作史设策於不易作中，寻出庶几可作之法。末以退之自诿，为唐史之虑。且为天子宰相痛惜，正所以深惜退之也。笔力奇横极矣。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评语卷八：“韩、柳相攻，如春秋时晋楚交兵，信勃敌也。此则韩屈于柳矣。亦师直为壮曲为老之故欤！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五十二：据原书条驳，以错举为结构，每一屈笔，力如拗铁，锋不可犯，此等文非取原书对观，惘惘猜论，安得有合处。

爱新觉罗·弘历《御选唐宋文醇》卷十四：词极雄辨，理甚坚正。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与韩愈论史官书》词意严切，文亦仿佛退之。此为子厚与书类中之第一篇。退之《答刘秀才书》，言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柳州则以为退之身兼史职，既畏刑祸，则不宜领职。故辟头说破，如退之言“不宜一El在馆下”，更举一个“道”字，即紧对“荣，字说。说得史职非荣，所重在有道之褒贬。退之以道自任，乃畏刑祸而不为，直说得无言可对矣。其下推进一层，言史官且惧祸，若为御史中丞大夫，更当闭口不言。又推进一层，言宰相为主生杀，更当不敢为言。然则但“荣其号，利其禄”而已，“荣利”二字，实为“道”字之反证。以下复将“道”字演说，皆有道者不畏刑祸之意。引孔子、周公、史佚，及作史诸人之不幸，然亦不尽由作史之得祸。综言之，恃直恃道，则一无所恐。不惟斥驳退之，语中亦含推崇与慰勉二意。后幅将“恐”字遏下，言恐刑祸者，非明人。而学如退之，议论之美如退之，生平秉直如退之，似必不惧，乃仍惧而不为，则《唐史》将何望？抬高退之，不遗余力，亦见得朋友相知之深，故责望如此。文逐层翻驳，正气凛然。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因参加主张革新政治的王权文集团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中。有《河东先生集》。